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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道：“人类历史反映在下水道的沿革与变迁中……”

　　大水淹城。当批评家质疑中国地下水道设计能力的时候，规划设计师却提醒，城市循环排泄的失效并非中国人的设计理念落后，而是城市发展超速失衡。“再精密的设计也经受不住城市化的冒进。”

　　实际上，在中国城市的地表下，从古至今都存在大量前人开发的地下工程。有些工程甚至还曾体现出世界领先的工艺水平。

　　据考证，中国人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可以追溯到华夏民族形成初期。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居民为接近地下水源在黄土地带建造规模巨大的地下窑洞并延续至今。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人口密集地带的地下所在，往往均被开采成为包括粮库、水渠、战壕在内的地下空间。后来在陕西、四川等地区，学者经考古均发掘出了历代城市的隧洞和供排水管线。如陕西褒城的石门隧洞，就是在陕西大荔县修建洛水渠时发现的给水隧洞。其巨大的规模表明，中国古代的生产曾致力于地下空间的开发，尤其是施工技术方面，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据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研究，北京现已发掘的古代墓葬可能是最早的地下空间，即距今1万年左右，位于门头沟区；明十三陵则可以说是古代北京最大的地下建筑群。与此同时，在北京城内，地下空间的形式就已经包括了水井、排水系统、火道、地坑、冰窖等。

　　晚清和民国时期，分布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港口城市的欧洲租界在一定范围内按欧洲模式修筑了地下管线。

　　在上海租界开辟初期，当时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就移植欧洲本土的理念，规划上海城市下水道建设。1862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始在道路两旁砌下水道，并在10年之后让公共租界内雨水管道系统初步建成。这开启了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进程。

　　在天津租界，地下管线涉及供水、排水、燃气、电力、供热、电信、中水、工业等类别，单是在中心城区地下管线就有2.5万公里长。曾参与建国初期北京地下水系规划的旅法工程师华南圭在文献中提出，天津租界地区地下管线的设计和施工值得北京城效法。随后，在1949年受北京市政府之邀任北京规划委员会前总工程师和顾问期间，由华南圭设计的北京地下排水系统经受住了六七十年代多次暴雨的考验。

　　“这说明，中国国内也有地下管线开发的成功案例，因此不应轻易下结论说，西欧的地下管线就一定比中国的先进。”华南圭的外孙女华新民表示，“之所以现在类似广州在内的城市发生水患，这更多是因为城市的过快发展让维持不善的原有排水系统不堪负荷。”

　　舍本逐末的地下发展

　　目前业界广泛推荐的地下城市管道综合廊道，也就是设计师俗称的“共同沟”，虽在国内主要城市有所尝试，但由于投入巨大的原因而远未普及。

　　共同沟一旦建成，在城市地下便拥有一个专属的隧道空间，集市政、电力、通讯、燃气、给排水等各种管线于一体，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和管理。共同沟的发源地就在欧洲，早在1833年法国巴黎开始有系统规划排水网络的同时，就开始兴建共同沟。

　　此后，共同沟的理念被世界主要城市广泛采用。日本因用地紧张，从1958年开始兴建共同沟，并在1963年颁布了《共同沟实施法》，还在1991年成立专门的共同沟管理部门。目前，日本全国共同沟总长约为526公里。同样人口密集的美国纽约，也将全程的大型供水系统完全布置在地下岩层的共同沟中。

　　“共同沟是公认的治本之举。由于其前期投入极大，许多城市为追求短期效益，往往不愿大规模采用，但共同沟的理念是适合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的。”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上海世博会城市生命馆设计师宋建明表示。

　　在中国，最早的共同沟建设位于北京。1958年，建设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地下敷设了一条长1076米的共同沟。1977年配合毛主席纪念堂施工，北京市又敷设了一条长500米的共同沟。

　　1994年底，上海浦东新区初步建成了国内第一条规模较大、距离较长的共同沟。该共同沟全长11.125公里，埋设在路两侧的人行道之下，沟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其横断面形状为矩形，由燃气室和电力室两部分组成。共同沟还建造了相当齐全的安全配套设施，并建成了中央计算机数据采集与显示系统。

　　此后，北京中关村西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首次在开发区中采用共同沟的新型建设方式，用于集中铺设自来水、雨水、污水、中水、供电、通讯和天然气七条市政管线。近期，南京、济南、杭州、嘉兴等城市的共同沟建设也被列入城市规划。

　　在台湾，当地政府在建成比较发达的共同沟网络后，还制定了《共同管道法》《共同管道法施行细则》等多个法规及条例，推动共同沟的建设和维护。

　　地下忧患

　　长久以来中国对于地下管线的间歇性投入并没有带来城市治理的长足进步。市政管理的各部门在管道铺设方面各行其是，地下管线的数量剧增却无序，地下管网犹如一座座巨大的迷宫。而且，由于地下管线都是由各单位进行封闭式管理，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获得某一地区全部的管线信息，有的管线单位不惜重金开展调查，开发建立自己的信息系统，但由于信息无法即时更新，造成了地下管线“旧账未清，又欠新账”，施工破坏管网的现象屡屡发生。同一地段，地面因各类维修屡屡开肠破肚，沦为天津相声段子里所说的“拉链马路”。更不幸的是，无利可图的日常维护遭到多数部门的忽视。规划师表示，是地下空间的无序间接造成了南方城市的轮番内涝。

　　尽管地下管线的问题悬而未决，面对下水道建设的大投入，城市更希望从地下争夺更多的空间。近期，地下管线维护不断遭受诟病的广州市政府甚至还不忘发布新规，推出地下空间征用的土地出让金制度。

　　在商业资本的推动下，北京的地下空间还在以平均每年300万平方米的速度增加，占市内总新增建筑面积的10%。而所有的地下项目，都必须与地下管线相关联。这势必造成了商业项目与公共项目在地下争夺空间的局面。

　　除了操作者面临的难题，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地下水道规划的政策也亟待完善。

　　目前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仍没有一部法规。专家反映，行业管理只有建设部的综合性的行政规章，没有专项立法，综合立法本身的内容也不完善，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虽然有个别城市制定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条例，但都是分散、不完备的。

　　而与此同时，中国工程院钱七虎、王梦恕等5位院士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人均GDP达到500美元即具备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条件和实力，而1000～2000美元之间则是开发利用的高潮。从2009年中国人均GDP约为3603美元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的主要城市已经进入地下空间高速开发的时期。

　　而这将揭开中国城市地下久未触动的公共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