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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今昔(2) 查看下一页

2012年05月28日 18:17 来源:人民日报 参与互动(0)
  劳武结合打造高素质的“屯垦戍边”队伍。
  劳武结合打造高素质的“屯垦戍边”队伍。

 

  “戈壁母亲”——爱情驰援新疆

  那是只有太阳的开始。十万雄兵铸剑为犁,开始了钢铁身躯与千里荒漠的大决战。放眼一望,大地上清一色的纯爷们儿,骨头撞得大戈壁叮当作响,粗犷的劳动号子震天动地。天哪!雄性的生活里好像缺了点什么?对呀,缺老婆!可10万光棍集中在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上哪里找咱们的七仙女啊?那时官兵一致,会上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一次大会,王震刚讲完话,台下一位老兵沈玉富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报告首长,现在新疆解放了,天下也打下来了,你让我们留在新疆开荒种地守边防,没说的!不过等我们老了,你能不能在天山上修个大庙,让我们当和尚去?”

  王胡子深深震撼了。是啊,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孩子扎不下根。他大手一挥爽朗地说:“你们放心,老婆问题会解决的!”全场大笑,接着是暴风雨般的掌声。据说王震回京后郑重请示了毛泽东,说必须尽快吸收一批大姑娘入伍进疆。毛泽东建议,那就从你我的家乡开始吧。

  1950年,湖南最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社会动员。今年77岁的谢树仁笑着对我说,那年她从乡下赶到长沙报名,在旅社第一次看到电灯,晚上睡觉时踮起脚尖使劲吹那个灯泡,怎么也没吹灭。3月8日,第一批1300名湘妹子登上西去列车,由此引出“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巾帼传奇。初入新疆,姑娘们见茫茫戈壁满目荒凉和那些老鼠洞似的地窝子,吓得呜呜哭,缩在车上不肯下来。后来兵团人编了个段子,说有位连长见湘妹子死活不下车,于是端出一盆红辣椒,姑娘们顿时破涕为笑,争先恐后跳下来。再后来,她们中间涌现出第一位上了共和国邮票的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第一代女康拜因手梁淑媛姐妹,第一个维吾尔文女翻译家戴庆媛,第一个唱响《我们新疆好地方》的女歌手陶思梦……

  此后,近两万冀鲁豫蜀等地的青年女性又应征入伍,成车皮、成卡车地前往新疆,仅山东就来了6000多个大姑娘,还有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2650名单身女性,她们领着281个孩子,抱着344个襁褓中的婴儿。自此,荒野大漠有了太阳也有了月亮。

  那时,青年女兵们还不知道这是王胡子策划的“爱情援疆”。最初的惊吓之后,她们还是带着甜美的微笑,骄傲而平等地和男子汉们站到一起。战争,中国女性没有走开;开发边疆,中国女性同样没有走开。她们以柔弱的肩膀和火热的青春,掀起新疆开发建设史上的第二次浪潮。那无疑是最美丽动人的浪潮,女人们如同一江春水,源源不断注入千里戈壁,光棍们龙腾虎跃干劲倍增,大漠上花红柳绿生机盎然。大兵们很坏,私下把壮实的山东姑娘称为“山东大葱”,把娇小的湘妹子称为“小辣椒”,把脸蛋圆的称为“哈密瓜”。很快,姑娘们和大兵们走到一起,有自由恋爱的,更多的是经组织“牵线动员”先结婚后恋爱的。而且上级严格规定,入疆新兵不许谈恋爱,找老婆先可着征战多年的老红军老八路,人家是开国功臣嘛!

  无疑,这样的爱情与婚姻当初带有许多委屈和眼泪,今天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理解。但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祖国、革命、责任、使命……所有这些字眼儿都是至高无上的!

  下工回来,听说老八路三排长王长喜要结婚,吃罢饭,一群青年男女嘻嘻哈哈涌到连队的“公共洞房”——一个有木床的地窝子。那时男女分住在“集体宿舍”,最大的地窝子曾住过47人,只有新婚才能在“公共洞房”里享受一夜。闹洞房开始了,大家唱啊笑啊逗啊,热闹了半天,却只见新郎王排长穿了一件半新军装坐在床头傻笑,不见新娘子踪影。大家问新娘子是谁,老八路摇头笑不吭声。末了,连长站起来宣布:“明天还要上工,大家早点回去休息,新娘子留下!”

  “新娘子是谁呀?”大家纳闷地问。

  连长笑笑,把扣在小木桌上的新脸盆翻过来高举给大家看,马灯之下,只见盆底赫然写着“恭贺王长喜、刘春花新婚之喜”。天哪!完全不知情的刘春花正是来闹洞房的一个河南妞啊!大家欢笑着一哄而散。大漠静夜,18岁的刘春花坐在床头默默垂泪。尽管她对这位身上有3个枪眼儿、干活又能吃苦的老八路十分敬重,但她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当然更谈不上爱情。王长喜一直呆呆坐在地窝子门口,他拙嘴笨舌不会安慰姑娘更不会说好听的。夜深了,他说:“你睡床上吧,我睡地上。”第二天清早,王长喜去炊事班打来杂豆饭,把一多半分给春花,自己捧着一小碗默默蹲在门外吃了。两人就这样分睡了3个月。秋天,干活不要命的王长喜在水利工地上累倒了,发起高烧昏迷不醒,有人告诉了刘春花,春花疯了一样跑到卫生队,抱住王长喜大哭不止,她知道自己这辈子离不开王长喜了,后来两口子一连生了3个儿子1个姑娘。

  很多大姑娘就这样半是“动员”半是“任务”嫁给了老革命。乘车奔驰在大戈壁的柏油路上,年轻司机笑着告诉我:“上级就像发子弹,把我奶奶分给了我爷爷。”令人惊叹的是,这些“革命姻缘”都出奇地稳定,风风雨雨相依为命过了一辈子都说“不后悔”,47团一位老兵遗孀说:“到了阴间,我和老头子还一起过,手拉手开荒种地守边关。”

  不要以为兵团女人仅仅是爱情和家庭的半边天,她们也是屯垦戍边伟大事业的半边天。她们默默走向大漠深处,从男人肩头分走了一半风霜雨雪和艰难困苦,又创造了另一半繁荣新疆、镇守边关的激情与欢乐。

  18岁的江桂英抱着一捆麦子在墙上的大照片里灿然微笑。如今她77岁了,一头齐耳霜发,那开朗的笑容依然可见当年的风采。江桂英出生于山东崂山县,童年时候就成了孤儿,寄养在叔叔家,整天埋头干活,不听话就挨打。1952年,16岁的她像飞出囚笼的小鸟,和村里9个女孩一起入伍进疆,分在石河子24团6连。不久,同来的姑娘纷纷谈起了恋爱,很多大兵悄悄给俊俏的江桂英写求爱信,说“我夜夜都梦见你,一见你魂儿都飞了……”江桂英不识字,让女伴帮着读,地窝子里笑得前仰后合。可江桂英是个争强好胜的姑娘,不甘心年纪轻轻就围着锅台转。连队里热火朝天的一波波大会战让她忽发奇想:“不见到毛主席我决不结婚!”天哪,默默无闻、大字不识的一个边塞姑娘,见师长团长都难,想见远在北京的毛主席那不是天方夜谭吗!从此江桂英拼了命,有人塞信来,看也不看就扔掉。她管理的160亩玉米地创出亩产千斤的高产;一年麦收,她又创造了一天捆麦1.4万捆的全兵团最高纪录。江桂英成了声名远播的全国三八红旗手。23岁那年,江桂英进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果然梦想成真见到了毛主席。3年后,她和湖北来的支边青年任永金结了婚,生了4个“兵二代”。忆起当年创纪录,她依然豪情满怀:“创造纪录时,实际上我在麦地里36个小时没休息,炊事班把饭送到地里,一边吃就睡着了。你想广播上天天播着我的名字,我能不热血沸腾吗!”

  王效英,石河子市植树造林的“祖奶奶”,一个袖珍型小女人,身高只有1.48米。可看得出她一生相当自信和自傲,如今年过八旬,出门迎接我们的时候,腰肢依然挺拔,还化着雅致的淡妆,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一问果然是,其父当年是成都的大商人,有两条商业街。抗美援朝热潮在全国兴起,正在读高三的王效英报名要上前线,招兵人一看她的小个子,说你还没枪高呢,甭想了,你有文化,干脆去新疆吧。家里人听说了,天天围着她哭哭啼啼不让走。但一腔热血的效英去意已决,出发那天早晨假装去上学,偷偷跑出家,什么都没带,上了大卡车才看到妈妈和姐姐急匆匆赶来。妈妈塞给她4块银元,姐姐脱下一件毛衣给她,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大戈壁的干旱与荒凉让来自“天府之国”的王效英深感震惊,狂风大作时沙砾石子打在脸上,生疼。高中文化在那时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但王效英坚决拒绝留在机关,再三要求去上大学读园艺,用知识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兵团政委王恩茂对她的雄心壮志深为嘉许,特别予以批准。1957年从八一农垦学院毕业归来,王效英开始大声疾呼植树造林。为选择适合的树种,她从大西北跑到大东北,踏遍大小兴安岭。为了背回大叶柏、小叶柏和樟子松树苗,这位爱美的巨商小千金把自己的所有随身用品连牙膏都托运了。根部裹泥的大捆树苗足有五六十公斤,比她的个头高,比她的身子重,上火车下汽车一路背着走,听说她要把树苗背到新疆,行人们大为吃惊并深为感动,纷纷出手相助。顶着八千里路云和月回到石河子,她的小蛮腰伸不直了,疼得浑身大汗直流泪,可节气不能耽误,她只好咬牙忍着,双腿跪在地上挖坑栽树,边干边指导他人。一排排树苗迎着春风吐绿芽了,她的腰疼也不知不觉好了。退休以后她到医院检查身体,医生惊讶地问,你30岁以前腰椎是不是断过?王效英吓了一跳,“我那时真不知道自己的腰断了,觉得能挺就挺过去吧。”

  王效英为植树造林忙碌和张罗了一辈子,石河子的一草一木都饱含她的心血与挚爱。退休以后,成都亲人约她回去定居,她婉谢了,说住在石河子很尊严也很幸福。老了,她的个子愈来愈小了,而石河子满城苍郁青葱的林带却惊人地铺展开来和高大起来。那是一片美丽而深情的绿海,是她永不凋谢的生命记忆和永远的骄傲。如今,荒漠中崛起的石河子市绿化率达45%,人称“戈壁明珠”,被联合国评为“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的良好范例城市”。几十年来,兵团人都敬着王效英,尊称她为石河子绿化事业的“祖奶奶”。她的生命无疑是新疆大地一座最小的又分外高大的绿色丰碑。如今每到植树日,她依然愿意出来走走,帮着培培土浇浇水。

  女人成就了兵团宏伟大业的一半。因为有了女人,铁打的营盘里不再是流水的兵;因为有了女人,屯垦戍边的国策才能代代相传。

  支边青年——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经历过3年的天灾人祸,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大江南北响彻青年一代激昂的呐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那时开始,波澜壮阔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入疆谋生的十数万青年农民(时称“盲流”)和大批新来的复转军人,掀起新疆开发建设史上的第三次浪潮。这一代支边青年有知识有文化,目光开阔又充满激情。历经千锤百炼,他们和地窝子里成长起来的“兵团二代”,很快成为屯垦戍边的中坚力量。

  华士飞,在上海读中学时是优秀的共青团干部,17岁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要求奔赴新疆。到了连队他从农工做起,然后是班长、排长、连长……每一步都以坚韧的行动实践着血书上的誓言,后来他成为兵团第九任司令员。中央领导与他进行就职谈话时曾感慨地说,战争年代,革命前辈有人是从奴隶到将军;和平时期,你是从农工到司令,没有献身精神是做不到的啊!

  李梦桃,上海老知青,白衣灰裤,文质彬彬,但黝黑的脸膛印证着他在新疆大地经历的数十年风霜。我问他怎么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他笑说,母亲生他的前夜梦见有仙女下凡送了个鲜桃给她。1964年,这只“桃子”和数百名知青战友坐了6天6夜火车,从大上海到了新疆兵团农六师的北塔山牧场,那年他16岁。出发前,曾为抗战中援华美军当过翻译的父亲赠他一幅字:“问舍求田,原无大志。经天纬地,方为奇才。”列车徐徐开动了,母亲泪如雨下,挥着手拼命跟着列车向前挣动,最后昏倒在人海中。到了连队,梦桃立即投入开荒劳动,3个月后衣服全烂了,人也瘦成一个黑猴。北塔山地处中蒙边境,海拔3200多米,群山壁立,气候干冷,人称“有山无树有沟无水有地无草”,全场90%以上是以放羊为生的哈萨克族牧民。上级见李梦桃做事踏实肯干,送他去学了“赤脚医生”。牧场绵延2700多平方公里,因草源稀缺,牧民的毡房和毡房相距多在10公里以上,孕妇生孩子,最远的地方骑骆驼走7天才能送到场部医院。野外放牧时,牧民喝的是山里或草沟里的水,肝炎痢疾之类的传染病发病率极高。场领导知道进山工作的任务重、生活苦,殷切地嘱咐李梦桃说:“山上的民族乡亲们缺医少药,你去了好好干,过几年再调你下来。”上海娃李梦桃点点头,背上药箱,骑马挎枪上了山。

  没几天,半夜里一位哈萨克族汉子举着火把疯了一样来找他,呜哩哇啦讲了半天,梦桃一句没听懂,只好上马跟着风驰电掣跑到数十里之外的毡房。牧民的妻子难产且有癫痫症,痛得满地打滚儿。梦桃没学过接生,只能本能地紧紧抱住孕妇的头,替她擦拭嘴边不断涌出的白沫。不多时胎儿活着生下来了,母亲大流血死了。牧民还是很感激他,求他给孩子起个名字,那时天已大亮,梦桃说就叫“向阳”吧——如今“向阳”已是近40岁的汉子了。回归的山路上,想着那位死去的孕妇,李梦桃哭了又哭,他因自己没本事而深感痛苦和歉疚。那以后,他一头扎进成堆的医书,并利用所有的机会四处求教,还学会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梦桃很快成了北塔山的“名医”,成了哈萨克族群众最亲的兄弟。年复一年,没节没假没黑没白,他背着药箱骑在马背上四处奔波,有求必应有叫必到,手术时只要血型符合,病人缺血他就献了血再继续治疗。出诊在外,牧民把最好的食品留给他吃,最暖的毯子留给他盖。如今走在北塔山,不时会有人叫他一声“大恩人”。1975年他和支边来的陈立玲结了婚,家安在场部,可他成年累月在山里奔忙,几个月才回一次家。风吹日晒,肤色黝黑,胡须头发老长,一进门常把女儿吓得直喊妈妈,晚上不让父亲上床睡觉,哭着拿小腿儿使劲蹬他撵他走。李梦桃只好躲到门外,等女儿睡了再回屋。

  上级几次调他下山,他拒绝了。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了,他留下了。他想,人生要活得有意思更要有意义。回到上海一切要从头开始,而且自己学的那点医术在人才济济的上海完全派不上用场。但在缺医少药的北塔山,哈萨克牧民却需要他。他走了,就意味着有多少幼小或脆弱的生命会在病痛中和路途上死去。

  李梦桃22岁上山,直到58岁干不动了才下来,一去整整36年!如今他年逾六旬了,山里的牧民有急难重症,只要牧民们求到他,同事们找到他,梦桃还是像战士听到军令一样立即出发。40多年来,李梦桃奔波山路总计近30万公里,实施手术上千例,有两三代、800多个各族孩子是他接生的,雨雪之夜连人带马摔下山沟不知多少次。后来他当了北塔山牧场医院的院长,那里太偏远也太艰苦,很难留住外来的大学生,他便着力培养本地人特别是哈萨克族青年。退休后,这所医院从院长、各科骨干到护士,多半都是哈萨克族。

  一个“赤脚医生”上海娃,变成了一座高原医院。

  新时期到来了,上海为照顾老知青,允许一个孩子回上海。仿佛是历史的轮回,当年李梦桃16岁毅然入疆,大女儿又在16岁这年独闯大上海。到处打工的女儿最初生活得很艰难也很孤独,电话里她哭着责问父亲:“我这么小,你送我来上海为什么?”这边两鬓斑白的李梦桃无言以对,只能任泪水长流……

  顾薇君,上海知青。几年超负荷的劳动使她患上肾病,不能下田了,她说我去办学校教书吧。木板拼接在一起刷黑就成了黑板,地窝子里砌几排高高矮矮的土墩儿,再铺上板子就成了桌椅,没有教材就自己刻钢版印刷,20几个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孩子背着书包来了,84团10连的小学就这样诞生了。在这所“地窝子小学”,顾薇君一站就是20多年,跟孩子们学会了流利的蒙语、维吾尔语,孩子们则学了一口地道上海味的“普通话”。1987年,肾病愈来愈重,顾薇君不得不到上海做肾移植手术。术后拖着孱弱的病体,她坚持回到边疆的学校,所有老师和各族孩子是用滚滚泪水欢迎她的……

  刘守仁,来自南京的大学生。从1968年开始一头钻进羊圈,含辛茹苦攻关14年,引用澳大利亚公羊与军垦细毛羊杂交,于1985年成功培育出“中国美利奴新疆军垦型细毛羊”,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进入新世纪,他又培育出军垦超细型细毛羊,羊毛直径仅为人类发丝的1/5……

  郭庆人,上海知青,从操持一个小破厂发展为兵团第一家上市公司“天业集团”。该公司在引进吸收国外节水灌溉技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自主研发出规模化、可回收的大面积膜下滴灌技术,推广面积达1200万亩。滴灌技术对于干旱少雨的新疆无疑有着重大意义,天业集团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节水器材生产基地并进入国内制造业500强……

  59岁的张永进个头不高,脸黑得像戈壁滩,乳名叫喜喜,2岁时还在母亲怀里,他就成了来自甘肃的“援疆幼儿”。12岁上山放羊,13岁学兽医,16岁学人医,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话说得比维吾尔人还地道。后来他在山区草原上当了连长、指导员,下去工作仍然背着药箱。无论走到哪个毡房,人类的病,动物的病,思想的病全能治。40多年来他抢救了56人的生命,接生了两三代维吾尔族牧民。如今他是农十四师政法委书记了,可维吾尔族乡亲们还是亲切地叫他“喜喜连长”,说“无论有多大难处,只要喜喜连长一到,喜事就来了!”

  中苏边境争执冲突不断的年代,边境线一带多是荒漠戈壁,人烟稀少人迹罕至。兵团在2019公里国境线上的山口要地、风头水尾,建起58个团场,成千上万的兵团人扛起锄头、赶着牛羊走到边境地区,搭起一座座孤独清冷的土屋:“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羊牛。”这里的生态条件太差了,种地没多少收成,他们自称种的是“爱国田”;放羊没有多少草,他们自称放的是“主权牧”。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足迹、土墙和炊烟,勇敢并永远证明着:这里是中国的领土!

  农十师185团的沈桂寿,江苏支边青年。1979年,他见国境线对面的苏军哨所飘扬着国旗,心想我们这边也应该升国旗啊!老远跑到县城没买到国旗,他就和妻子动手做了一面,然后在庄稼地头砌了一个石座,把一根高高的白杨木杆竖起来。以后每天清晨,他都跑到地头升国旗,然后肃立敬礼,雷打不动风雪不误,整整升了15年,直到1994年退休。后来团部派来新人,继续坚持每天升国旗。如今对面已经是哈萨克斯坦了,两国在划定边境时,对方一位将军充满敬意地对中方人员说:“你们那边总有个人天天升旗,开始我们以为是军队派下来的呢,没想到是个孤老头。我们愿意承认,这片地方是中国的领土!”

  抗洪筑堤,在内地是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战斗,在兵团却是捍卫国家领土的战斗。“阿拉克别克”是一条60公里长的小河,哈萨克语的意思是“少女的耳环”,历史上边界尚未划定时,中苏一直以它为自然界河。1988年这条小河突发百年不遇洪水,洪流冲垮了中方一侧的龙口,向地势低洼的185团境内奔涌而来,又顺着又深又宽的喀拉苏自然沟一路狂泻,数个连队成了孤岛,大量房屋被冲垮。危难时刻,兵团人想的不是自身和财产的安危,而是我们的国土不能丢失一寸!如果滔滔洪水不能重回界河故道,沿着喀拉苏沟流下去,就意味着我数十平方公里的国土将自然并入苏联境内。185团上千人奋不顾身扑上去了,大量农用机械破浪疾进开上去了,面对垮塌龙口的滔滔洪流,几十上百的男女青年跳下去了——那是在用胸膛阻拦汹涌的洪水,更是在用生命捍卫神圣的国土!5月8日,防洪大坝胜利合龙,阿拉克别克河乖乖回到故道。为绝后患,185团在龙口设立了一个民兵哨所,把“兵二代”马军武夫妇派到那儿负责巡边和看守分水闸,并动员全团力量把喀拉苏地沟填平,在上面广植树木花草,建了一个风景宜人的喀拉苏公园。

  马军武个子不高黑红粗壮,妻子性情爽朗快人快语。24年了,马军武夫妇和他们那幢孤零零的土屋一直守在界河边、哨所旁,守着清苦孤寂的岁月。那里气候严寒又是有名的蚊区,冬天白毛大雪能顶住房门;入夏铺天盖地的蚊虫叮死过树上的乌鸦,咬死过马军武养的家犬,但夫妇两个一直坚守在那里,穿烂了几十套军便服,磨破了上百双鞋,天天升国旗搞巡逻,像永不换岗的边防哨兵,像永不移动的生命界碑。

  一代支边知识青年是从悲壮的历史深处走来的——那也是我们国家和兵团经历的最艰难的一段历史(1974年兵团曾被撤消,直至1982年才恢复)。他们含辛茹苦,和“兵团二代”继续履行着屯垦戍边的庄严使命,并和全国人民共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苦难熬过去了,留下的是难忘的坚忍与壮烈;青春远去了,留下的是城市文明、先进文化和亮丽生活的斑斓色彩。他们用知识与智慧的火花,把相距遥远的农牧文明同工业文明焊接起来;他们用血脉和亲情的纽带,把千里边关同祖国内地连结起来;他们用激情和雄心,把绚丽的多民族文化和大发展大繁荣的现代化憧憬融合起来。他们和“马背上的民族”一起登上大时代的快车,向希望的田野疾驰而去。

  这是极其伟大的历史性进步。当那些花花朵朵的少数民族孩子在千百个李梦桃的手上落生,在千百个顾薇君的课堂上长大,他们就可以走出大山,从容而自信地同现代世界对话了。

  新疆,正在大踏步跨进现代化!

【编辑:王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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