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红军干部团：浴血长征路的“御林军”

　　1934年4月27日晚，著名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败走广昌，退守赤水、头陂一线而告结束。

　　这场历时18天的阵地战、消耗战，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最大的一仗，参战部队伤亡5500余人。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

　　1934年10月初，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将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恢复红军学校建制，称之为“干部团”。干部团由红军著名战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红五军团主力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下设4个步兵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一营、二营是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连、排长级干部学员组成；三营是政治营，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政治科的连队指导员、机关干事学员组成；四营为特科营，由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的特科学校学员编成；“上干队”则由培养营团军政干部的红军大学学员编成。全团1000多人。

　　军委干部团是红军中最精锐的一个团，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所以人们常常能看见，在宿营或休整的间隙里，干部团还在进行遭遇战、伏击战、袭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等军事科目的训练。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经常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

　　干部团架子不大，级别蛮高。一营营长李荣，又名李振亚，是原第二步兵学校一营营长；营政委暂缺。二营营长黄彦斌当过红十三师第三十九团代理团长；营政委原为苏启胜，遵义会议后由粤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接任。三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贵波曾先后担任过红三十五军军长、政委。四营营长韦国清先前是红军大学总支书记；政委黄金山曾为福建军区独立第八团团长兼政委。

　　“上干队”级别就更高，战士都是团、营级军、政干部。队长萧劲光两次赴苏联学习政治、军事，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的中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就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上干队”政委余泽鸿1929年曾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长征前为建宁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建宁独立师师长。扎西会议后，他被党派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政委由红八军团宣传部长莫文骅接任。

　　“上干队”下设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等3个科。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后任师长。政治科科长苏进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担任过红四十四师师长。地方工作科是由随红军长征的苏区县委书记、县长们组成。科长冯达飞在百色起义时就是红七军的纵队长，后在湘赣红八军代军长任上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调到“上干队”当了科长。

　　干部团兵精将猛装备也好，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再配上缴获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1月19日，时任中革军委政治部民运干事的丁秋生正在为部队联系购买粮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军委干部团一营任政委。

　　干部团就驻在遵义新城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兵营里。丁秋生前去报到的时候，在院子里刚好碰上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徐特立、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谢觉哉、临时中央政府教育委员成仿吾、中央党校副校长冯雪峰、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一氓等老同志也去报到。刚进门，他就听团长陈赓正嗓门很大地对“上干队”政委余泽鸿说：“中央决定今后这几位老同志随干部团行动，由我们负责保护和照顾。毛主席给我下了命令，说：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几位老同志就随你们队行动吧，我也是毛主席那句话，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陈赓一扭头看到丁秋生，二话不说就领着他去了一营。

　　干部团组建3个月来，只有一营政委缺编。因而，丁秋生上任，就成了一营第一任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