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1.6亿美元军机外贸：不再白给改收成本费 (4)

　　1992年2月，刘国民在国际航展上亲自推介超七飞机。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我们和埃及人在谈判桌上为国争利，一个美分也不让;但后来埃及人悄然改变了对我们的接待规格，给我这个团长专门配了小车。我们来开罗时没人宴请，临走前埃方却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谈判桌上打来打去，最终大家反倒成 了朋友。讲到这里还有一件轶事值得一提。我们去参加欢送宴会，原以为就是举举杯你好我好，大家吃喝一顿完事儿。没想到对方还挺正式的，拿出打印好的稿子，站起来“照 本宣科”。轮到我致辞时，我也装模作样地掏出那个一直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随便翻开 一页就开始尊敬呀，感谢呀，友谊呀，祝愿呀，说了一大堆客套话儿;还时不时往笔记 本上扫一眼——其实本子上面啥也没有，我翻开的是个空白页!

　　至于公司老同志们都知道的我在开罗签字时，拿印有中国国徽的“桌签”对付埃及人的故事，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谈好的合同临到要签字了，对方突然提出，要看一看我的“授权书”。人家提这个要求不无道理，这么大的一个合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来就签字的。可我哪儿有啊？! 我来埃及不但没有授权书，甚至连出国批件都没有。我前面不是说了嘛，吕东部长有魄力，不办批件也敢把我派出去，但终究要对人家埃方有个交代吧。我镇静一下，从容打开黑色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卡片。这个卡片是此前我陪同三机部领导到罗马尼亚访问时，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在欢迎宴会上所摆放的桌签。上面印有国徽， 还有我刘国民的名字。当时我是作为个人藏品放进了公文包，没想到在这一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当我郑重其事地把这个“桌签”递上去后，人家仔细端详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国徽之下我的名字，微笑着与我握手。坦率地讲，这不叫“蒙事儿”，而叫“急中生智”。当然在对方眼中，我出入中国大使馆畅通无阻，中国的大使亲自为我穿针引线，这就足以证明我的身份了。而看看“授权书”，那仅仅是埃及人习惯了的签字之前的例行手续而已。

　　后来中埃之间的这个大合同执行得还算顺利，等我再去埃及时待遇就不一样了。对方安排住进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间，像对待老朋友一般好吃好喝招待着。J-6合同执行完之后中埃之间冷了那么几年，接着又与中航技公司签了一个更大的合同，从中国引进K-8E生产线，组装80架喷气教练机，那是后话了。

　　后记

　　笔者记得现任中航国际总裁吴光权说过，正因为有了埃及这“第一桶金”，当年隶属于中航技总公司的深圳公司，创建时才有了充足的资本金。把在国外从事军贸业务挣的钱，用到国内分支机构建设以及非航空领域的市场开拓上，说明老一辈中航技公司领导有着长远眼光，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在受益。

　　中航技公司的老同志们，都记得刘总当年首赴埃及，是“带着部里仅有的5美元” 上路的。对此刘总本人则这样解释道：

　　1979 年3月他出国前，三机部外事处还保存着以前援外人员回国后，上交的在国外没用完的5个美元，特意让他带上;以备在境外机场转机时上卫生间，买矿泉水，或者支付必要的小费。刘总说他在埃及签下了上亿美元的大合同，同时也将这5美元“完 璧归赵”。

　　笔者听到此处时，不禁被感动了。如今5个美元对国人来说早已微不足道， 可刘总当年“听君命，将在外”之时，他深知美元对航空工业发展的意义。“哪怕一个美元都是好的”——于是他把本可以在境外花掉的美元现钞又带了回来。

　　渐行渐远的中航技创业者，他们走过了蹉跎，留下的却是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