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春：可再生能源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导是大趋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11月初在北京宣布启动全国人民为编制“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活动，作者谨以此文相献。

　　我国需要新的国家能源战略

　　近年全球气候变暖和化石能源资源渐趋枯竭的坏消息频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已成为一股强劲的世界潮流。美欧和巴西正在领跑这场21世纪的“马拉松赛”，我国情况又是如何？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剧增，缺口不断扩大，以及化石能源资源贫乏的先天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以2005年计，中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储产比分别为52、14和45，也就是说，如无重大矿藏资源发现和不计进口，中国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只够用52年、14年和45年。如按2010年计，就更加令人寝食不安了。

　　面对剧增的能源需求，现行的做法一是“竭泽而煤”，2000年的原煤产量12亿吨，2007年上升到25.3亿吨，7年翻了一番，一缺电就想到挖煤；二是石油和天然气到国外去买去采，2009年的石油进口依存度为53.6%，天然气也近30%，油气已是事实上的立足国外了。

　　我国虽也提出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达到15%的目标，可是按大水电属传统能源的联合国惯例就只剩下7.5%了。此外，这是按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40亿吨标煤计算的，显然这是打不住的，所以实际比7.5%还少。2009年末,国家能源局又提出“实现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也就是加进核能后仍是15%，可再生能源的指标可能不到5%了，而美欧是20%，巴西、瑞典更高。另外，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首位，大气污染严重和减排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现在正在开坎昆会议。

　　能源资源极贫，需求与缺口剧增，事实上的立足国外，以及在化石能源上大刀阔斧和一掷千金，而在可再生能源上遮遮掩掩和裹足不前的现实说明，我国的能源形势已经相当严重，病得不轻了。

　　当今世界，经济即国力，能源是基础。我国的崛起必然引起美日等国家的警觉与反制，能源不能自主和需求立足国外乃国之软肋与重大隐患，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对国内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将不可估量。崛起中的中国需要的不是踌躇满志，而是多一些忧患与安全意识，多一些远虑和未雨绸缪的谋划。近十年中国和世界能源形势变化实在太大了，早先提出的48字能源方针和现行能源政策应该重新审视与评估了，需要研究和制定一个新的国家能源大战略，其关键词至少有“自主”、“安全”与“积极转型”。

　　发展可再生能源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导是大趋势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化石能源仍将是主导性能源，所谓的能源转型主要是指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逐渐替代。在此过程中，各国竟殊途同归地走上了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导之路。

　　在早期，20世纪70年代爆发世界石油危机和开始寻求石油替代时，美国的玉米乙醇、巴西的甘蔗乙醇、北欧的生物质发电、德国的沼气等纷纷出台。后来美国进行甲醇车用燃料试验失败后进一步确认了生物乙醇方向，瑞典在进行公交车的9种替代燃料试验后也最终选择了沼气与生物乙醇。

　　1999年美国发布了《开发和推进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总统令，制定了一个关于到2030年以生物质燃料替代目前石油消费总量30%的发展目标，占国家电力的5%、交通运输燃料的20%和化工产品的25%。2005年美国能源部给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说：“生物质已经开始对美国的能源作出贡献，2003年提供了1亿吨标煤能量，占美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超过水电而成为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来源。”

　　美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设大型风能和太阳能试验装置并逐渐加大开发力度，更彰显了生物质能源的主导角色。分别于2005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经国会通过的《美国能源政策法案》、《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农业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均是以法律形式确定了生物质能源的主导地位和具体发展指标。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不久前发布的《能源展望2010》预测，2008年至2035年间石油消费量的增长部分将全部由液体生物燃料提供，燃料乙醇的消费量可占到石油消费量的17%以及使原油进口依存度由70%以上降低到45%；发电量的增量中可再生能源占41%，其中生物质发电占49.3%，风电占37%，光伏发电占4.2%。也就是说，未来的二三十年里，美国的生物质能源不仅要全部担当起替代石油增量的任务，还要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中挑起半壁河山的重担。

　　2007年欧盟通过立法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能源要占到20%，交通部门燃料消费中生物质能源要占到10%的目标。瑞典是一个杰出代表，其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石油份额由1970年的77％下降到2008年的32％；生物质能的工业用途达1230亿千瓦时，分别是天然气（100亿千瓦时）和煤炭（270亿千瓦时）的12.3和4.5倍。其生物质供热发电1030亿千瓦时，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6.8%，占供热能源消费总量的71.6%。在2006年的世界生物质能源大会上，瑞典总理佩尔松宣布：“生物质能源已能满足目前瑞典25%的能源需求，2020年瑞典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依赖石油的国家。”

　　在巴西，生物燃料产值已经占到全国GDP的8%，超过信息产业而排在第一位。巴西已建成10大甘蔗乙醇生产基地和由甘蔗种植—乙醇加工—专用汽车FFVs—国内市场—国际贸易的一套完善体系。在2008年的“国际生物燃料大会”上，巴西全国公民协会主席Dilma Rossef在开幕词中讲道：“巴西的经济是建立在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目前全国以生物乙醇替代了50%的汽油（2009年达56%，作者注），生物柴油替代了3%的化石柴油，这一比例正在快速提高。2003年启动了的灵活燃料汽车（FFVs）市场，现已有700多万辆（2010年2月已超过1000万辆，作者注），汽车销售中90%以上是FFVs汽车。”巴西国内有1.2万架小型及农用飞机使用乙醇燃料。

　　印度于2004年开始石油/农业领域的“无声的革命”，制定了2011年全国运输燃料中必须添加10%乙醇的法令，违者将被起诉等等。连生物质资源贫乏的日本，2002年也经内阁会议审议通过了《日本生物质综合战略》，提出由“石化日本”向“生物质日本”的战略转变和制定了“摆脱石油”的时间表。

　　各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不约而同地走上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导的道路，主要是由生物质能源的特质决定的。

　　以生物质为主导是其特质所决定的

　　能给地球持续提供能量来源的是太阳辐射。由于球体不同部位接受的辐射量不等和不同地面物质的不同热反应，导致近地面大气流动而蓄动能于风；导致水在地面与大气间蒸散与凝降而蓄势能于江河；通过植物光合作用而蓄化学能于生物质，以及可以通过人工设施而集聚太阳辐射的热能和发电。所以，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乃太阳辐射赋存于不同载体所表现出的不同能态，是一母所生的兄弟，但又是“龙生九种，种种不同”。

　　风能、水能、太阳能、地热，以及核能、氢能和未来的核聚变等均为物理态能量，需要通过复杂的技术和装备才能转化为电与热，而且风能和太阳能很不稳定和储能性差。生物质能则别具一格，是太阳辐射经植物光合加工转化后形成的，以生物质为载体的一种化学态能量，既稳定又储能，原料易得，现代加工转化技术与途径多样，产品既有热与电，又有固、液、气三态的多种能源产品，以及塑料、生物化工原料等众多的非能生物基产品，这些特质与功能是其他所有物理态清洁能源所不具备的。此外，生物质能源的生物性使它与农业和农民有着亲密关系，可以帮助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这也是其他所有物理态清洁能源做不到的。正是这种特质与功能，使人们在需要对化石能源替代时，首先想到的是生物质能源，利用已有技术进行生物质的直燃或混燃发电；利用甘蔗、玉米和纤维素等生产乙醇和生物柴油；利用畜禽粪便和城市污水垃圾等生产沼气等等。这是生物质特质所决定而不是人的意志和政策导向所能长期左右的，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会吃亏。

　　将生物质能源提升到应有的战略高度

　　美欧等工业化国家很重视生物质能源的促农功能，对农村经济还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就更具重要意义。中国的“三农”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社会公正与和谐稳定，影响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发展，生物质能源正是解困“三农”的一剂良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经路径。

　　中国“三农”困境的病根是将8亿农民捆绑在人均不到0.1公顷土地上从事附加值极低的粮食和初级农产品生产上，他们的收入增长和享受到的福利怎能与城里人相比，城乡差距只能越拉越大，这是长期执行工农二元化和城乡二元化的结果。正如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当前推进农村改革中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要“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当前中国最大的“民生”和“公平正义”就是对8亿农民的民生和公平正义，而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是要改变现行的落后的农业产业结构。免农业税、发种粮补助、搞新农村建设等非常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培育“三农”自身的“造血功能”和“成长机制”。

　　将“三农”局限于初级农产品生产的产业结构是不行的，必须将生产链条向农产品加工和生物质产业等高附加值方向延伸并组织农民参与，必须推进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否则现代农业就是一句空话。生物质产业的原料生产一头在“三农”，加工和市场一头在工业和城市，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最佳“纽带”和“抓手”。而且生物质能源又是清洁的、低碳的、可持续的，是一个市场需求极旺的时代宠儿，国家何不将这个时代机遇尽早地惠及“三农”？

　　如果使每年可用于能源的4亿吨秸秆（其中1亿多吨被白白地焚烧）得到开发，可相当于8座三峡发电站和帮农民每年增收800亿～1000亿元；如果利用非粮低质边际性土地种植甜高粱和薯类，可每年转化为1亿吨燃料乙醇和使农民增收1000亿至1500亿元；如果开发畜禽粪便等有机废弃物，可转化为9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相当于全国现消费量）和使农民增收1000亿元。这是多么宝贵的一笔财富，它还可以促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可以使国家公平正义、科学和谐地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这种对农民对国家功德无量的事情难道不值得在“十二五”规划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吗？

　　农业部门是美国实现节能减排的重点。奥巴马总统上任才两三个月就对农业部长Vilsack下达了总统令，要求农业部大力加快生物燃料产业的投资和生产，在美国建立永久的生物燃料基地，扩大生物燃料基础设施，利用这个产业为美国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提供唯一的机会，同时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迎接21世纪美国国家最大的挑战之一。可惜在长期受工农二元影响下的中国，生物质能源被“就能源论能源”地划归到能源工业部门而备受歧视、欺侮和冷落。最近成立的国家能源委员会的组成中，连外交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都参与了，唯独没有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当前重化石能源轻生物质能源，和重外轻内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