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要：
福岛核泄漏危机迟迟看不到有效解决的曙光，反而还有继续恶化、扩大化的势头，令人没有理由不对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提出质疑。核事故应对乏力，凸显了日本在政治制度、行政体系、对外合作等方面的诸多弊病。从某种意义上说，核危机已不仅是日本政府的执政危机、管理危机，也逐渐成为日本国家整体的形象危机。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事故将近一个月了，至今还无法确定危机究竟何时能够结束。如何应对核泄漏危机，已经成为人们检视日本政府对国民和国际社会的态度、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乃至日本制度利弊的重要切口。
事实上，在地震、海啸之后，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给日本以巨大的同情和支援，但随着核泄漏危机将可能长期化，后果不确定性加大，不仅日本国内质疑、抗议、问责等论调四起，而且也给周边国家和地区，甚至全世界带来很大困扰。近几天，日本国内、周边国家甚至美国等地的空气、水以及蔬菜、水产品都检出了放射性物质，特别是东京电力公司4日开始“主动”向海洋排放1万多吨核污水，进一步引发了国内外抗议和不满。核泄漏危机迟迟看不到有效解决的曙光，反而还有继续恶化、扩大化的势头，令人没有理由不对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提出质疑。
众所周知，东京电力公司多年来屡次篡改安全记录，想方设法延长老旧核电站寿命，长期被人诟病。而此次出事后，东电又自欺欺人、心存侥幸，瞒报少报数据信息不说，更要命的是根本缺乏周全完备的应急预案、应急设备和应急人员队伍，先是延迟为机组注水降温，而发生氢爆后又盲目注入海水，最近又自己决定将核废水排入大海。整个过程下来，东电都是走一步看一步、逼一步挪一步，为了一己私利一错再错，将可控事故酿成难以收拾的危机。东京电力公司已经成为国际核电界的反面教材，接下来核危机的处理，完全不应该由这家企业来主导。
而回顾整个过程，日本政府的表现与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期望相比，也很难说令人满意。除了刚开始按部就班地出台了一些应对措施，比如设立事故对策本部、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确定事故等级、划定疏散范围、加强监测等，在其余情况下，日本政府基本上是被东京电力公司牵着鼻子走。从发布什么信息，到采取何种应急措施，从救援人员选择，到向国际社会求助，日本政府的言行都极大地体现着东京电力公司的利益诉求，而整个制度体系则在危机面前显得是那样软弱无力、被动迟滞。无怪乎各国媒体都在纷纷猜疑，日本政府是否与东电这样的大企业有着深层次的金权交易，即便在如此严重的核危机面前也无法进行切割，因此只能有意无意地牺牲本国民众甚至国际社会的现实关切和利益。
核事故应对乏力，凸显了日本制度的诸多弊病。其一是政治对资本的深度依赖和盲从。很难想象，在如此严重的核危机面前，一国政府所能干的只是转述一家民营企业提供的信息，并且在事故处理中甘当企业的辅助和配合角色。在政治为资本服务的制度设计下，人们在核危机面前都难以看到民选政府对企业强有力的督促、监管、问责，也看不到对民众公开透明、极度负责的态度，政治制度在财阀资本面前的低眉顺眼可见一斑。
其二，行政体系官僚主义严重，墨守成规，机制僵化，应急无能，效率低下。在常态下，日本行政体系或许可以循规蹈矩保持运转，但在应对空前严峻的非常态局面时，综合能力明显低下。其中或许有民主党政权执政经验欠缺的原因，也不乏党派争斗倾轧、互相掣肘的因素，但更关键的是，长期以来行政体系内部壁垒森严、条框束缚，上层政客与中低层官僚以及基层社会之间充满隔阂与矛盾，中央政令很难通过有效的机制保障和行政执行来实现，也导致人人倾向于躲避问题、推卸责任。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危机面前，不仅政府领导者意志摇移、缺谋少断，而且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协调、衔接、配合问题迭出，难以形成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
其三，在对外方面，日本政府也有很多令人不太理解的反应。除了在救灾物资的包装、运输等方面斤斤计较，还多次拒绝或阻滞国际社会的主动救援愿望，这种欲迎还拒、捉摸不定的态度，让世界对日本受灾的同情大打折扣。再加上核危机处理过程中，日本政府对信息通报、抢险方案、国际支援等采取欠合作态度，不免令国际社会疑惑与不满。在对外合作方面，日本政府心态复杂敏感，政策导向模糊不定，操作上又荒腔走板，给灾害应对带来不少不应有的麻烦。
核泄漏危机演变到现在，不仅远远超出了东电这样一个民营企业的应对能力，也超出了日本一个国家的范畴，已经影响到全世界，属于全人类的危机。为今之计，不仅需要日本政府更有作为，也需要国际社会积极介入。目前日本政府或任由东电自作主张，或在各种场合为东电无原则地背书，都是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极不负责，其负面影响已经开始发酵，并且置于国际舆论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核危机已不仅是日本政府的执政危机、管理危机，也逐渐成为日本国家整体的形象危机。毛晓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