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9级大地震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拖入了一场核灾难的中心。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民营核电企业，也是日本收入最高的电力公司，在《财富》杂志2010年全球500强中名列第128位。在核能占全国电力供应份额超过1/3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核电厂供应了日本一半的核能发电量。也就是说，单独一个东京电力，就承担了全日本近1/6的电力供应份额。
但在过去10年里，这家有整整60年历史的电力公司可能是世界上丑闻最多的核电企业，在本次地震所引发的核泄漏危机中，它也一直是丑闻的主角。英国《金融时报》批评说，东京电力公司在本次核危机中的拙劣表现，加速了这场灾难的不可控性。倘若将东电放在审判席上，这家傲慢的电力巨头至少可判“六宗罪”。
第一宗罪：
为保资产 错过最佳时机
东京电力公司在处置核泄漏问题上的应急机制不断遭到外界质疑。事实上，由于屡屡贻误战机，东电最终未能将这场灾难控制在更小的范围之内。
3月11日地震发生后，受海啸冲击，福岛第一核电站紧急制冷系统电源失效，1号机组首先出现水蒸气。3月12日上午，即地震过后的第二天，东京电力公司就曾考虑从附近海岸取水，用于冷却6个反应堆当中的一个，但直到当天晚上核电站发生爆炸并且首相菅直人下令过后才这样做。至于其他反应堆，东京电力直到3月13日才开始用海水冷却。
多次拒绝外部援助
据报道，东京电力之所以迟迟不愿意使用海水，是担心这样做会损害其对电站的长期投资，因为注入海水可能会使核反应堆永久无法运行。
与此同时，核事故出现初期，最了解核电站内部构造的核电机组制造商技术专家第一时间赶到东电本部，希望能出谋划策，但一直未被东电接纳。直到地震3天后，事态失控，东电才开始与外面的技术专家沟通。
同样在最初被东电拒之门外的，还有来自美国的援助。日本政府官员透露，核泄漏事态一发生，美国方面就提出支援要求，但遭到东电拒绝。据分析，东电担心，美方出于保险起见，可能会一上来就会建议用海水冷却反应堆，而东电一心想保住核电站。而当东电后来被迫接受海水冷却时，大势已去。
错过两大关键节点
由于瞒报事故，东京电力也让日本政府方面错过了应对核电事故的最佳时期。
地震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福岛核电站冷却系统失灵的消息。
12日，福岛1号机组厂房爆炸后，东电也没有第一时间向日本当局汇报。这两个节点，被认为是以最小代价应对核电事故的关键，但都被延误了。
3月15日，日本政府与东电公司组建了“福岛核电站事故对策统合总部”，由菅直人亲自担任总部长，以加快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事故的处理。
随后，菅直人前往东电总部，严厉批评该公司对核电站爆炸事故的通报迟缓。他表示，自己是通过电视报道才获知发生了爆炸，相关报告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才被送到他的办公室。
公布数据遭普遍质疑
由于瞒报和篡改数据，福岛核电站留下大量的安全隐患。本次核危机发生后，东电方面还试图隐瞒实情。甚至在福岛1号机组厂房爆炸后，内部通知也只以“出现白烟和巨响，正在调查中”来表述，更别说在第一时间把消息向日本当局汇报了。
由于东电最近公布的数据和信息接连出错，其数据分析能力和所公布数据的可靠性也遭到社会各界普遍质疑。
第三宗罪：
设备老化 留下安全隐患
除了擅自篡改数据并隐瞒事故外，东京电力下属福岛第一核电站还存在超期服役的问题。
早在今年2月，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就出现了一系列老化的迹象。截至3月26日，该机组寿命已有40年。而在日本，运行30年的核电机组即被视为“高龄”机组，由此可见，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机组称得上是“超高龄”机组了。
“高龄”机组却获准延期
虽然日本并未规定核电机组的强制“退休年龄”，但规定了“高龄”机组应根据设备老化情况进行保守运行。不过，超龄服役的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仍是东电公司的主力机组。
去年3月，东电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继续运营至少10年。而在今年2月，早就成为其利益共同体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批准了这一申请，福岛第一核电站随后决定为其“延寿”20年。
如此“超龄”的核电机组，埋下了后来的重大安全隐患。
另外，东京电力今年1月曾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6个机组的33个部件缺乏定期检查。其中，一个配电装置11年来从未接受检查，这一装置的作用是向一座反应堆的温控系统分配电力。
第四宗罪：
掉以轻心 防范意识缺失
日本核危机爆发以来，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数次宣称，地震和海啸规模出乎意料。事实上，早在2007年，一些研究人员便提醒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存在遭遇海啸破坏的风险，但东电未予理会。
2004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遭遇强震并触发海啸，影响印度洋周边多个国家。印度南部一座核电站受淹，引发日本国内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当时，东电工程师阪井年明带领一个团队分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安全状况。
不理会海啸袭击警报
研究人员着重分析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地震触发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遭海啸袭击的几率多大？第二，按设计标准，福岛第一核电站海堤可防6米高海浪，海浪超过这一高度的几率有多大？
2007年，阪井团队发布的研究报告称，50年内，福岛第一核电站遭遇高度超过6米海浪的几率为大约10%。报告说：“由于海啸现象的不确定性，存在海浪高度超过(核电站)设计防护高度的可能。”
不过，东电没有依据这一研究结果修正任何安全方案。东电副社长武藤荣当时说：“专家没有就这个观点达成共识。” 然而，3月11日的地震触发海啸后，福岛第一核电站遭遇的海浪高度大约为14米。
应急方案仅针对小事故
另外，东电内部的灾难应急方案虽然获得了日本监管机构的批准，也提供了应对小规模紧急事故的指导，但整个方案能够解决的事故规模与此次福岛第一核电站面临的灾难相差悬殊。
此外，该方案没有对出现核电站自身无法应对的事故的处理方法，甚至没有向附近核电站寻求帮助的条款。
第五宗罪:
行为不当 高层千夫所指
地震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而其高层负责人也没有给人们留下好印象。
在日本民众提心吊胆观望核危机之际，东京电力总裁清水正孝却几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使人们不禁质疑他对危机的掌控程度。
掌门人迟迟不露面
据报道，清水正孝直到灾难发生一天后才出现在公司总部，他对此的解释是：“火车停运，被困在日本西部。”3月19日，清水正孝就核事故发表正式谢罪书，但他本人至今没有露面，这引起了灾民的强烈不满。对此，东电发言人称，核危机爆发后，连日的劳累加上公司在公布数据时屡次犯错，令清水正孝心力交瘁。
同样让日本人愤怒的还有东京电力副社长藤本孝。日本某网站3月18日刊登了一篇日本网民的帖子——名为《银座的陪酒女正在服侍东京电力管理层》。这里所说的“管理层”正是藤本孝。
高层灾后不忘喝“花酒”
该帖称：“地震发生后，东京一带开始轮流停电，藤本孝仍不忘寻欢作乐，成日光顾酒吧，竟然还带着几名员工去银座找小姐陪酒。”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愤怒的日本民众纷纷指责东京电力“腐败”，一些过激言论甚至要求“喝花酒”的藤本孝“切腹谢罪”。
许多人认为，清水正孝及其高层管理团队很可能因为此次危机而被扫地出门。前德意志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亚太基金会董事会成员肯·柯蒂斯就表示：“毫无疑问，清水正孝下台是必然的结局，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第六宗罪:
行动鲁莽 罔顾他国安全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4月1日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目前情况依然严峻，国际社会应和日本一道共同克服这场影响深远的大危机。
同样，核辐射也是没有国界的，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在空气、水、食品以及蔬菜中发现了来自福岛核电站的辐射物质。
擅自将核污水排入大海
然而，对于核辐射在世界多国所引发的关注和担忧，东京电力似乎并不关心。4月4日，在事先未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的情况下，东京电力公司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厂区内1.15万吨含低浓度放射物质的污水排入海中，以腾出空间容纳部分机组内所积高辐射污水。
按韩国媒体的说法，这些污水所含放射物质浓度超出日方法定排放标准100倍。这一做法引起邻国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8日就表示，希望日方按照有关国际法行事，采取切实措施保护海洋环境，并及时、全面、准确地向中方通报有关信息。
美国媒体3月29日的报道就称，日本在地震后一直默默接受各种国际援助，但对本国核事故污染全球一事却很少提起。
专家解读
监管落空 政府有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教授认为，在法律完备、制度细密的日本经济环境中，东京电力公司能够恣意妄为，政府职能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二战后的自民党执政时期，日本开始形成了所谓的政商财铁三角。企业可以干许多本该受到约束的事情，政治家从财阀那里得到支持、拿到好处。这就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利益链。现在，东京电力公司在核泄漏事件当中应当承担的职责与政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核安全标准低 埋下危机隐患
首先，日本的核电工业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步的，起步之后可以说步步都是有法可依的。
如今，日本与核电事业有关法律、法规、政令和条例大约有三四百条，对核安全的标准定得不够高，给今天的核危机埋下了隐患。而这里就有政治家的责任。毕竟，法律、法规都是由国会审议通过的，必须获得政治家的同意才能生效。这次核泄漏是一次超设计基准的灾难，但对设计基准应该不断有新的认识。
2009年6月，日本相关部门评估核电站安全性和抗震性的时候就曾提到，大约在迄今1100多年前，日本东北部地区的宫城县曾经发生过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并且曾经引起过海啸，而福岛第一核电站和宫城县离得很近。从概率上、甚至地震和火山的活动周期上讲，该地区很可能再次发生重大的地震。果真如此，福岛核电站如今的抗海啸的标准肯定是不达标的。
遗憾的是，这一结论仅仅停留在评估官员的纸面上，报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然，民主党政府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2010年6月，曾经在自民党时期任经济产业大臣的二阶俊博，与几位国会议员联手草拟了一份法律草案，名为《推进海啸对策法草案》，希望国会可以审议通过。
可惜的是，当时正处于民主党第一届政府与第二届政府交班的过程当中。该议案被搁置下来。现在回头去看，如果当时能够认真地对待这个议案，使之变成法律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核危机的程度可能要轻一些，政府应对得可能也会更从容一些。
另一方面，一些政治家对核安全标准也很外行，相关的数据仍然要由东京电力公司提供。这就混淆了考生和考官、运动员和裁判员之间的关系。
监管机构多名官员“下海”担任东电要职
出现这种情况也有其历史渊源，体现了政官财铁三角关系以及官僚系统与其管辖下的企业集团之间的瓜葛和勾结关系。
根据现在披露出来的信息，东京电力事实上建立起了一个官商联盟，将政府负责监管它的两大系统都变成同盟者。
这两大系统一个就是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另一个就是内阁官房下属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与东京电力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过去多年中，这两大机构中的9名官员都“下海”到东京电力公司担任很重要的管理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