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
昔日天堂布满铁丝网
故乡就像一座废墟
现在的普里皮亚特城就像一座古代废墟。大街上空荡荡的，到处都是遗弃的建筑物，荆棘和野草在中央广场上蔓延。
马卡雷维奇一家曾住在普里皮亚季镇，核电站爆炸后集体疏散，最终定居基辅近郊。日前，经过乌克兰当局特别准许，这家人得以重访故地。
伊万娜现年25岁，疏散时只有6个月大。父母常给她讲故乡的事。母亲会说：“那里是人间天堂。有条河，有片树林，有许多鲜花，漂亮极了。”
伊凡娜的哥哥耶福金当时也只有7岁。他回忆说：“在普里皮亚特城，我的童年非常幸福。接着，我们开始不断搬家，不断去诊所。”
如今，母亲口中的“天堂”成为限制访问区域。伊万娜看到，小镇到处设有哨卡、铁丝网和辐射值监测站。
他们的母亲娜迪亚当时是一名医务助理，而父亲法斯勒在核电站里建水泥砖。
婴儿床至今还在
伊凡娜一家人终于来到他们曾经的家。门被轻而易举地打开后，记忆的闸门也同样被打开。“这是我的婴儿床，是我的父亲亲手制作的。”伊凡娜说。
伊凡娜一家人又来到邻居家门口，将他们在基辅的电话号码涂写在墙上，也许邻居会看到。自从25年前撤离普里皮亚特城，他们就同邻居失去了联系。
亲历
摄影师冒死换来珍贵镜头
数到20，马上停拍
穿着铅防护服，相机放在铅盒里，摄影师科斯汀在核事故发生不久便进入核电站。但由于辐射量过大，所有的底片都完了，科斯汀没有放弃，他又重新回到核电站。和科斯汀一样，很多摄影师用健康甚至生命换来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我在楼顶数秒拍照”
现年74岁的科斯汀(时任苏联新闻出版社摄影师)对当初的记忆依然清晰，那场景依然令人不寒而栗。
科斯汀是怎样第一次进入核电站禁区的呢？原来他是通过伪造身份混进了军用飞机。他回忆说，当他听到飞行员说“距离核反应堆50米，250伦琴(伦琴是放射性物质产生的照射量的一个单位)”时，他打开了窗户开始照相，“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由于遭到大量核辐射，这些底片显示不出任何东西。
不过，在核事故发生后的第九天，当局允许科斯汀和其他两名摄影师近距离接触事故发生地。
科斯汀爬上核反应堆旁边一座楼的楼顶，对着那些拼命铲除爆炸废墟的士兵拍照。他不得不快速按快门，因为留给他的时间太有限。
“他们为我喊数，1,2，3……当他们数到20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从楼顶上下来。那是一个辐射最强的地方，每小时高达1500伦琴，而致死剂量是500伦琴。恐惧感如影随形。”科斯汀说，“那真像是一个非人的世界：一旁是核反应堆废墟，一旁是带着防毒面具的人，还有避难者。这完全像是发生了战争。”
科斯汀说，摄影师就像是一个猎人，随时准备捕捉目标。但经过切尔诺贝利严酷的考验，“我现在才理解一个受害者在面对看不见也听不到但却更加危险的灾难时的感受。”
由于放射性水平极高，在受损核反应堆屋顶上清理废墟的士兵被分为八人一组，且工作时间至多不能超过40秒。这意味着他们需要穿着铅防护服快速爬到屋顶，然后铲满废墟扔进屋顶的窟窿里，绝大多数士兵只能铲一到三次。
虽然科斯汀因为拍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荣获普利策奖，但他也痛苦地承受着核辐射带给他的甲状腺癌，他为此已经做过几次手术。曾经的恐怖场景像噩梦一样萦绕着他。“我在哪里见过？在电影中？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喃喃自语。
“我第一个进入灾难现场”
位于基辅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副馆长安娜·卡拉列夫斯卡(音译)说，科斯汀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最著名的摄影师，但拉斯卡佐夫(音译)却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第一个摄影师，作为核电站的专职摄影师，他在核反应堆爆炸当天就被允许进入现场。
在1986年4月26日中午，也就是核反应堆爆炸数小时后，拉斯卡佐夫制作了一份关于受损核反应堆的视频资料，并递交给了在附近办公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当天晚上11点，拉斯卡佐夫拍摄的照片也被递交到特别委员会，但照片被有关当局扣压。
拉斯卡佐夫拍摄的照片只有两张在1987年被公开发表，但却没有标注他的名字。在经过多年的癌症折磨后，拉斯卡佐夫去年病逝，享年66岁。
“我在最危险的距离拍照”
1986年5月12日，也就是核事故发生两周多以后，苏联《真理报》首次刊登了核事故现场照片，照片由莱皮克(音译)三天前在直升机上拍摄。“如果现在我被命令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不会再答应了。因为人会轻易死掉，却一无所获。”现年65岁的莱皮克说。
1993年，曾在距离核反应堆只有25米的地方进行拍照的摄影师祖法拉夫(音译)死于核辐射引起的疾病，享年只有5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