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早晨，河南省郑州新力电力公司(下称“郑新公司”)的王建被宣布为郑新公司总经理。这一消息的公布，并未让王建面露喜色——他一整天都忙于上任的“三把火”——连续起草三份求援报告。
“紧急报告一定要在今天下班之前，送到河南省发改委、河南省工信厅和郑州市工信委。”王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郑新公司目前面临双重压力——电煤存储量和资金链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能马上又要停一台机”。
新郑公司共有5台20万千瓦火电机组，已有两台停机。王建说，电厂存煤仅有7000吨，即使只按三台机组每天6500吨的用煤量计算，存煤也仅仅够用一天。
为了“跑煤”，新郑公司从负责燃料的副总经理到各部门的负责人，全部被派往各矿区；就连原新郑公司的总经理，在退休前的一个星期，还依然在“跑煤”。
煤炭大省的电荒
郑新公司王建发出紧急报告的同时，位于电荒“重灾区”的湖南华电长沙发电公司(下称“长沙电厂”)总经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却因三封分别来自省市县的会议通知挠头不已。
为保证煤炭供应，整个长沙电厂的领导层几乎全部奔赴矿区。面对同时定于5月19日、要求电厂重要领导参加的三封开会通知，长沙电厂的领导，一下子发生了“短缺”。
“县里的会议，只有派一位部门主任去了。”长沙电厂总经理办公室的夏秘书很无奈。
不仅是电厂职工，湖南地方官员也纷纷加入“跑煤”大军，省委副书记梅克保甚至领队入晋“跑煤”。
“希望山西能在电煤供应方面给予湖南更大支持。”在湘晋两省政府座谈会上，梅克保坦言受电力需求猛增、水电出力不足、大量火电机组缺煤停机等因素影响，湖南成为电荒重灾区。
不仅仅是湖南，这轮蹊跷的电荒潮，已经在用电的淡季中，席卷了中国的一多半省区。
“这是7年以来最严重的电荒。”国家电监会办公厅副主任俞燕山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青海、湖北、湖南等传统缺煤省份，到山西、陕西、河南等产煤大省，都出现了缺煤停机现象。”
电荒席卷之下，重庆、湖南、安徽等地出现拉闸限电；浙江、贵州、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实行“错峰用电”。
“目前河南虽然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限电情况，但像电解铝这样的高耗能产业已经开始限电。从最近几次省里召集的会议看，高层对今年迎峰度夏的工作心里也没底。”一位河南发改委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电力需求大增，是此次多省出现电荒的主因。
去年第四季度，各地政府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对部分用电大户进行拉闸式限电。“十二五”开局之年，这些高耗能项目立即反弹。加上中国乃至全球都处于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阶段，企业生产投资热情高涨。
来自电监会的报告显示，中国电力装机容量已从2006年的6亿千瓦，增加到了2010年底的9.6亿千瓦。但火电机组平均发电小时数却在逐年降低，从2006年的5600小时，跌到2009年的4800小时。去年虽小幅反弹至5000小时，但仍远低于2004年同期的6000小时。
“今年国内电厂的供电能力，其实并未发挥出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室副主任邓郁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2003年开始，中国也曾出现过一轮波及20多个省份的“拉闸限电”，但今年的电荒与上轮电荒，却有明显区别。
最为蹊跷的是：今年电荒较严重的，很多反倒是传统的煤炭大省。
河南省因火电企业亏损、煤价走高、运费难降等因素，电厂频现买煤难，导致1/3火电装机停机“检修”。
传统上的水电大省湖南，受到来水萎靡和电煤采购困难的双重影响，也成为了此次电荒的重灾区。
数据显示，“五一”后整个湖南统调可供负荷只有1000万千瓦，而用电负荷维持在1400万千瓦，电力缺口高达400万千瓦。
专家指出，在更多地方，主要是不畅的“市场煤、计划电”价格传导机制，影响了火电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据中电联统计，1月~4月，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五大发电集团火电生产亏损10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亏72.9亿元。其中，煤价上涨是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原主任吴钟瑚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随着国内煤炭价格大幅上扬，火电上网电价在国家审批制下上调缓慢，电力企业已出现越来越多的亏损，这使得“停工检修”情绪不仅在五大发电集团蔓延，而且在地方发电企业中普遍存在。
地方自保
面对来势汹汹的电荒潮，各地政府纷纷祭出有序供电的办法，拉闸限电的范围从工业用户到居民，无一幸免。
长沙市政府为了保证长沙电厂的煤炭供应，启动了调煤保电应急方案,宁乡、浏阳全力参与长沙电网的调煤保电，日供电煤2500吨。
湖南省规定了“以煤定电”、“以煤定用”的政策。民生用电优先保障，其次是公共服务用电、商业用电，最后是工业用电。为了加大限电力度，湖南还对钢铁、铁合金、电石、水泥、烧碱、电解铝、黄磷、锌冶炼等8个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对超过用电限额标准的企业实行惩罚性电价。
按湖南省政府的布置，除了要加强煤炭供应外，还相继出台了“启动煤电价格联动、停止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停止执行丰枯季节电价政策、对电煤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和清理电煤中间环节”等5条强力措施。 “这些措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长沙电厂副总经理何辉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如果停止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停止执行丰枯季节电价能保持一年，我们电厂每年能少赔3000万元左右。”长沙电厂从2007年投产至今，已累计亏损近6亿元，负债率达108%。据悉，上述两条措施已从5月1日起开始实施。
“电荒”蔓延，导致各省份则想尽办法“自保”，严禁本省火电跨省交易。在湖南、河南等省份，地方政府愿意出资补贴当地发电企业部分资金，条件是电厂专保当地用户的电力供应。而在浙江等煤炭资源较匮乏的地区，政府和企业却在大喊“只要能保生产，宁愿高价到外省买电”。
“这不是长久之计”，国家电监会一位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省里出钱保电，必然导致省间壁垒。上一轮电力改革就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又回头了。”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整个5月，各电荒大省的求援报告雪片般上报国务院。有业内人士透露，国务院也在酝酿《关于改善火电企业困难若干办法的意见》(下称《意见》)。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投行人士透露，该《意见》关于解决火电企业困难的规定多达40余条，其中至少有10条涉及为发电集团提供补贴的内容，还有多条涉及“钉死”煤价。
“目前该文件还在征求意见的阶段。”上述投行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目前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当前煤电领域的突出问题，多次要求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组织力量，提出治本之策。
“可惜这次的解决方案又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曾经参与电改纲领“5号文件”制定的一专家指出，“没有解决电力体制的问题，仅仅靠财政对于发电企业补贴、上调电价，将再次陷入煤价、电价轮番上涨的怪圈。”
来自中电联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据其统计，4月份国家上调山西省内火电企业上网电价，但煤价立刻跟风上涨，导致当月火电企业亏损情况没有好转。
对于火电企业而言，心情非常复杂。“发电企业又想涨电价、又怕涨电价。”山西省煤炭协会一位专家调侃，“电价上调一分钱，总会引发电煤价格上涨四五十元，反倒亏得更多。”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由全面性上调全国上网电价，转为对各个地方有针对性、逐个、有需求地做上调。继4月上调山西、河南等16省上网电价后，国家发改委补充上调江西、湖南和贵州三省火电上网电价2分/千瓦时。
电力改革药方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认为，在2004年以后，政府对电力系统“几乎什么办法都试了，唯独电力改革的药方尚未尝试”。
中国的电价，被称为“世界上最复杂的电价机制”：首先是纷杂的上网电价——一厂一价、一机一价现象非常普遍；中国也没有独立的输电价格和配电价格；而终端的销售电价则交叉补贴严重，让诸多业内人士也不知其所以然。
历来，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均由国家发改委行政审批来制定；而输配电价，则是行政制定的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之差得来。
2002年以来，国务院颁发了《电价改革方案》(5号文件)，国家发改委也出台了《电价改革实施办法》，明确了发电、售电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输配电价格由政府制定的改革方向。
5号文件规定的电改步骤为四步：“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然而，现在只完成了第一步“厂网分开”，后面的三步则遥遥无期。
电监会价财部一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输配分开、主辅分离”的目标，涉及各方面利益较多，一直难有进展，“而目前，连什么是电网的主业，什么是辅业，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
“业界有人认为‘5号文件’也不是绝对的正确，需要修改，”上述官员说。
国家电监会另一位参与“5号文件”制定的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目前输配分离改革“只能说是一种理念”，“包括主导改革政策制定的政府部门，手头都没有现成的实行方案。是按行政级别来划分输配电资产？还是按电压等级来划分？目前仍没有明确；甚至连基本的人数、资产数额等方面的统计都仍不健全。”
“这次上调上网电价，没有上调销售电价，表明决策层也觉得电网企业过‘肥’，需要向发电企业匀一些；这让电网很有意见，但是不搞主辅分离和输配分开，谁知道你‘肥不肥’呢？”这位官员认为，还是应该把停滞的电改推行下去，“否则，谁都可能是受害者”。
短期搞煤电联动疏导“市场煤、计划电”矛盾；中期搞电力体制改革；远期要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是诸多电力领域学者和官员的共同“药方”。
“现在火电行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改革的话，今年的电荒绝不是顶峰。”电监会价财部官员指出，目前火电机组的开工率低位徘徊，明后年可能出现更大的电荒，“不过，这也许不全是坏事，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财经国家周刊报 记者 巢新蕊 陈少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