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已经进入谈判的第二周，随着几十个国家部长在本周加入，缔约国之间的高级别磋商越来越密集，未来几天的谈判也被业界认为将更加胶着。
12月5日，德班国际会议中心的新闻发布厅黄木会议室被安排了23场新闻发布会，一些关注度较高的国家代表团和民间组织轮番登台，阐述各自对未来减排的设想。
中午12点30分，当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布会开始时，摆放了300把椅子的黄木会议室几乎座无虚席。
作为全世界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力量，在近年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的“举手投足”都备受关注。而几天前的一则报道使得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大会上更加引人瞩目。
有媒体报道说，中国一位资深专家透露，2020年之后，中国很有可能会同意一个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这则新闻迅速发酵，不仅媒体，各国代表团、民间组织都在揣摩这则不确定的消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根据《京都议定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需要承担温室气体的强制减排任务。
其实，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于12月3日抵达德班后的两三天内，在多个场合，他都被问及，2020年后中国究竟会承诺怎样的减排目标。
干了30年环保工作的解振华已经是第五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队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他对德班气候谈判大会有何预期，如何看待2020年之后的减排问题？
解振华告诉记者，目前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各国主要有几类态度：少数国家表示不希望有第二承诺期，但即便如此，这些国家也表示可以坚持议定书已有的良性减排机制，在2020年之前继续减排，只不过不愿意把减排量作为承诺确定下来；但也还有大量的国家希望有温室气体减排的第二承诺期。
在解振华看来，第二承诺期直接关系到德班会议的成败。他说，最近一段时间，他已在多个场合呼吁，参加谈判的各国应求同存异，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争取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很多人都担心，如果此次德班会议不能形成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2012年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减排的断档期。
那么，关于2012年之后第二承诺期的减排量，各国应该如何协商？解振华说，3年前形成的“巴厘路线图”已有具体要求：参加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作出第二承诺期减排承诺，没有参加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在公约下作出有可比性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在得到资金、技术支持的前提下，根据各国国情作出自主减排承诺。这样的话，既能坚持议定书有第二承诺期，又在公约下将没有参加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囊括进来，同时还有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的行动。
解振华说，既然大家当年都已经在“巴厘路线图”上签字，就说明对其中的约束大家都是同意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政治意愿付诸实际行动。
解振华说，按照“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德班气候大会主要讨论2020年前温室气体减排方案，但是中国也同意在此次会议上讨论2020年后中国的减排义务问题。但在真正谈判之前，中国希望有关各方对《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执行和完成情况进行科学评估，在此基础上讨论2020年后中国强制减排的问题才更科学、更合理。
他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可以接受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但有五大前提：首先，必须要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其次，按照哥本哈根协议，发达国家要立即启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和到2020年之前每年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支持，以及建立绿色气候基金；第三，要落实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资金、技术转让的问题；第四，尽快启动对第一承诺期的评估，确保2015年之前完成所有的评估；第五，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的原则，确保各国承担与自己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
解振华说，这5个条件“没有新的”，都是过去20年国际气候谈判已经确定了的、应当兑现的原则。只要谈判符合上述五大条件，中国愿意参加2020年之后的减排讨论。
事实上，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中国已经提出了具有国内法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到45%。
在12月4日与国内外民间组织的见面会上，一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问解振华，能否就青年参加减排给出一些建议。解振华说，他想告诉年轻人的是，中国政府参加谈判的行动不是被动的，完全是主动的，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不走可持续的道路，不减排，中国没有出路。本报特派记者 刘世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