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26个儿女”
新京报：这些年，同学们都什么时候寄钱？
李维贺：每年过了腊月二十的时候，到年根了，我都会收到汇款单。开始一两百，这些年多了，三五百。信上说让我们去买点好吃的，保重身体。
新京报：同学们一共寄了多少钱？
李维贺：这个没算过。现在留下来的是15张汇款单，有的同学钱跟着信一起寄来的。2007年，他们毕业十周年，还从聚会经费中拿出了1000元寄给我。
新京报：看到这些信和汇款单，是不是就想起儿子？
李维贺：开始看到信儿就想到宝元了，要是他在多好。老伴每次听我念信，都插上门大哭一场，现在好多了。
新京报：盼着来信吗？
李维贺：嘴里我不说，到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到村政府(村委会)瞅瞅，来信没有？有了我就取走，没有我再默默地等着。
不是着急。我觉得他们都挺忙，我早拿回去我早给他们回信，让他们放心。
新京报：村里人知道同学们给你写信汇款吗？
李维贺：他们看我取钱，问我谁的，我就说谁谁谁，宝元的同学，可把他们羡慕坏了。他们都说，打宝元走都啥时候了，到了点儿还汇款。我现在，有26个儿女，不是绝后户了。
新京报：这些钱怎么花？
李维贺：赶上就还债。有时也存着，开了春就买点种子、化肥。
“孩子们支持，我好好活”
新京报：15年，除了少数同学来家看望，大多数同学都是来信和电话，想他们吗？
李维贺：想。我家里还放着树启(李宝元同学)寄来的婚照，就跟自己孩子一样。我就想还完债，去看看他们。
新京报：债怎么还上的？
李维贺：除了种地外，我在缝纫厂、石板厂、物流公司，好多地方打工。老伴儿在缝纫厂给人扫地。但凡借给我钱的人，借一块我还一块，借两块我还两块。今年还不上，我明年还，明年还不上的后年还。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在我身后，有这么一帮孩子支持我，安慰我，我得好好活着。
新京报：见到他们变化大吗？
李维贺：毕业这么多年，都干得挺好，有的都当了官。我感觉身后的人都是顶梁柱，立起来了，我有依靠了。
新京报：债还完了，同学们希望你们老两口别打工了。
李维贺：孩子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都有经济负担。孩子们为我好，但我得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能劳动多少就劳动多少。
●对话人物：李宝元所在班级同学，杜彦敏(班长)，现在河北省林业局工作。牛树启，现在保定市公共事业管理局工作。侯英武，现在保定顺平县政协工作。
26名同学 在世一天管一天
“不是年少头脑发热”
新京报：宝元病逝前，有没有嘱托你们照顾父母？
杜彦敏：我们到医院看他，感觉他对生活无限留念，对父母深深地牵挂。他不想走。他走了，父母怎么办？虽然他没有说，我看他眼神，有那意思。
牛树启：我跟宝元一个宿舍，他曾跟我聊过，大学毕业后要孝敬父母，爹妈挺不容易的。得病后宝元和我说，他哥哥就是这个病没的。他心理压力很大。
新京报：为什么以班级名义给李大爷写那封信？
杜彦敏：宝元病逝以后，李大爷写信告诉我们宝元没了。全班26名同学都很难过，我们想代替宝元照顾大爷大娘。我作为班长起草的那封信，是给李大爷的回信。
新京报：那时候你们还没毕业，说要照顾宝元的父母，是年轻义气吗？
牛树启：是我们真实的想法，不是年少头脑发热。
侯英武：为了给宝元治病，他家债台高筑。大家都觉得，没人管，他们就没法儿过。
新京报：毕业前，全班为照顾宝元的父母专门讨论过？
杜彦敏：1997年6月，我们都要毕业，各奔东西，再聚就难了。班里少了一个人，咋办？一次聚会上，牛树启说，“宝元的父母咱们得管”，然后把宝元父亲的姓名、通信地址和邮编写到黑板上。
新京报：全班同学什么反应？
杜彦敏：大家想起宝元很难过，都沉默了，把李大爷的地址抄下来了，那是一种默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