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他写了一本《痛并快乐着》，来自齐秦一张专辑的名字，读者反响甚好。谁不是痛并快乐着生活？谁不是一边受着伤，一边学坚强？
十年后，他又写了一本，名曰《幸福了吗？》。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象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这是白岩松新书里的一段话。
对于幸福，白岩松说：“我觉得每个时段都有每个时段的幸福。看你怎么把握了。人不可能追求一个极致的幸福，如果那样，你永远都在路上，达不到这个目的。但是如果你喜爱生命中每个年龄段，而不是在一个点上回忆，把当下做好，把平淡活出滋味来，就很幸福。”
幸福·信仰·青春
2011年3月27日，白岩松在合肥与安徽大学的同学们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
在全场欢呼声中，白岩松跨上讲台。
“当我听到这样的掌声，我就在想，同学们是在欢迎什么呢？”没有寒暄，白岩松用他标志性的问句开场。
面对现场一次次如雷般的掌声，白岩松平静地说：“我也曾坐在你们这样的位置，所以我知道这掌声不是给我的，而是同学们在欢迎梦想中的自己。掌声越热烈，我就会越冷静。”
这是白岩松在第多少所大学做过的多少次演讲，他早就算不出来了，但是不管是在安大，还是在耶鲁，他都会给年轻人带来一种“精神的力量”。他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
“青年人是未来。你想想你的悼词是谁在写。是下一代的人在写。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世界，当你要离开的时候都要交给下一代人，他们有自己的道理、宿命跟背景，长者就应该给他们提供舞台去发展。去建设他们期待的世界。每一代年轻人都有巨大的优点，也会有年长人感到不满意的，这很正常。当你到了那个年龄的时候想一想，难道你的上一辈就对你满意了吗？”
说这段话的时候，白岩松有些若有所思，他想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当下的年轻人，不是告诉他们必须怎么做，而是诉说一个个青春的故事，因为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即使这一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
和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艰难一样，白岩松也犯愁过。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想留在北京，为了能留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为实习生的他，上班路途遥远，不能迟到，只能每天早晨五点坐公交车赶往单位，开始繁杂而琐碎的实习工作。
除了身体上的疲劳，还有那难以忍受的内心孤独，他还记得198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校园里一片节日的情景，奔走的人们脸上写着的大都是兴奋和快乐。白岩松洗了一个澡，买了菜和一堆酒，回到杂乱无章的宿舍中，度过自己最后的1988。等待他的还有明天的烦恼。
即使这样，因为当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不招收中文编辑，他最终没有“如愿以偿”留下，就在踌躇转移阵地，南下广东的时候，阴错阳差地走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他心怀感激，也正是他一直坚守北京，才有了此后中央电视台的“邂逅”。
当现在的年轻人热炒“蚁族”的时候，在唐家岭演绎“生活悲哀”的时候，刚毕业的白岩松却在地下室里开心面对。在最初工资都很低的情况下，一群天南海北来的人过一种集体生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即使有了《东方时空》这样的兼职，他们还是屡次搬家，最后稳定在北京六里桥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那套房子有七八个房间，住着他们近二十人。“由于吃饭长期处于打游击状态，因此大家请了一个保姆，专门负责做饭。这个尽职的保姆，每天给我们清楚地算账，谁领来一个朋友吃饭，钱自然是不能少交的。”王志回忆说，他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
因为是半地下室，高于地面能透进光线的窗户只有十几厘米高，潮气是有的，但由于人多便散发了。男男女女每天人来人往，生活永远是热闹的。每天都会议论艺术与片子的拍摄，甚至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的手机是奢侈品，因此离家甚久的人会在夜晚到办公室给父母打一个问候的电话，然后踩着夜色回到地下室这个热闹的家。
白岩松说那时候一共搬过8次家，直到2000年，他才有了自己的房子，真正的家。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不算是苦难，甚至回忆起来还多少有点留恋的味道。这之中，还有其它的一些因素时常困扰着流浪的人们。比如说，心中永远的漂泊感、变换了生活环境以后的感情生活，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职工，因此没有任何福利，没有对于分房子的渴望，没有借资料的资格，甚至还有某些正式职工的白眼，出去采访时不公正的待遇等等，这一切都曾经在局部的时间里刺痛过流浪的心，但很快就过去了。
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他还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