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就是靠努力寻找一点点卑微的成就感”
“十七年了，你生活的主题就是新闻，有厌倦吗？”
“经常有，如果从入广院的那一天算起，新闻在我生活中已经开始26年，做电视也即将18年，众所周知做记者在中国很不挣钱，在全世界都是不挣钱的。那支撑我们的是什么？就是那点小小的成就感……”
也就是这一点小小的成就感，让白岩松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1993年，中央电视台准备推出一个早间新闻栏目《东方时空》，那是白岩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做编辑的第4年，在崔永元的推荐下，他在这个新栏目里兼职做策划。
几个月后，制片人见他反应迅速、思维敏捷、语言犀利，就让他做主持人。第一次出镜时，栏目组要白岩松自己找衣服。那时的他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还是从朋友那里借了一套高级西装，而这套不太合身的衣服也成就了他最终的“荧屏首秀”。
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白岩松也认为自己胆子挺大的：“跨度挺大的，因为主持人对台词的要求很高，这是成为主持人的基本条件，幸运的是不管是报社还是这里，大家都是做新闻，在报社是用文字，在这里是用语言。《东方时空》又是一个全新的节目，主持人需要质朴，所以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即使要求不高，毕竟不是学播音出身，主持节目时经常发音不准，读错字。当时，台里有规定，主持人、播音员念错一个字罚50元。有一个月，白岩松不仅被罚光了工资，而且还倒欠栏目组几十块钱。那时，他的身份还是“借调”，倘若不能很好地胜任工作，就要被退回去，这是好强的白岩松所无法接受的。那段时间，白岩松的神经就像拉得满满的弓，常常睡不着觉。为了尽快进入角色，适应台里和观众的要求，白岩松总是从字典里把一些生僻的字和多音字挑出来，注上拼音，反复朗读；有时在嘴里含一颗石头，练习绕口令……
正是因为总是和自己“较真”，白岩松变得越来越像主持人了。
这个节目就像在长期封闭的令人有些窒息的电视机制里打开了一扇通气的大门，让很多早就渴望自由的青年电视人有了追梦的地方。也正是这个节目，让白岩松“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仅仅两年时间，他就拿到了主持界的最高荣誉——金话筒奖。香港回归、三峡大坝截流、国庆五十周年庆典、澳门回归、27届奥运会，神舟飞船发射报道……他永远冲在最前线，哪有白岩松，哪就有新闻。
白岩松总是时刻准备着，1999年，他刚换上球衣奔向球场，足球都没有踢到，呼机响了，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他以比球场上还快的速度跑向单位；2008年，他刚刚结束在日本20多天的行程，准备第二天早上飞云南放松一下，在机场的时候，汶川地震，他立马改道，直抵汶川……这样的情景究竟有多少，他早就无从记起，只记得有朋友开玩笑说，“看见你这张脸绷着，感觉就要出事！”
“这么多年，很多时候我感觉是在‘疲于奔命’，所以对于那些不喜欢四平八稳生活的人，新闻是最好的归宿，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已经能用更平静的心去面对每一种变化，同时也留了更多时间面对自己，心静了，外面的乱就不是问题。”白岩松说，“新闻里安放着理想。就像我做《新闻1＋1》，每天都在继续，每天感到自己推动着这个时代进步一点点，回家的路上就很踏实。这十几年所有的重大的新闻直播都是我做的，总在风口浪尖，里面所有的阻碍、压力、麻烦，无法说给外人听。17年了，走了这么久，就是靠努力去寻找一点点卑微的成就感。”
对话白岩松
——活着是最重要的职业
《中华儿女》：什么时候加入青联的？这么看待这个大家庭？
白岩松：记不住什么时候了，太久了。青联首先是人，有那么多熟悉的人，形成一个团队。去年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青联应该成为所有年轻人的俱乐部，不能成为荣誉俱乐部。青联首先具有某种特质，把大家聚在一起不是为了给他们的荣誉再加上一个徽章。如果青联不能做到这样，那就不是一个好的青联。所以青联在我心里就是聚合了所有的中国青年帮助大家，有助于社会进步。
《中华儿女》：生活中和电视上，你区别大吗？你是一个好爸爸吗？
白岩松：差不多。做新闻时就是那样的表达，在生活中不能总谈啊！如果你要不想着比赛，或许一满杯水一滴都不会撒，如果你要是一直想着你是在比赛。那这杯水你准撒。天天想着，做不好，没想才有可能。在孩子面前，该严肃就严肃，最重要的是平等。
《中华儿女》：2010年，因为《幸福了吗？》这本书，你说得最多的应该是幸福。很多人说你是在促销、挣钱，有什么想说的？
白岩松：说实话，有为这本书促销所搭进去的时间和精力，我挣比这多多少倍的钱都可以，但书不一样，中国人骨子里还是会对自己出一本书比较在意。再说，自认为写的是一本好书，就让它畅销，畅销意味着更多的人读到，更多的人读了就有改变或者推动的可能，如果一百个读者中有十个人开始思考“幸福在哪里”，脚步放慢一点，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中华儿女》：这个年纪的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白岩松：活着，更简单、更健康地活着，你到了这个岁数就会明白了。年轻人会觉得这太简单了，但最简单的才对。活着是最重要的职业。我26岁那年的冬天，访问了很多老人，譬如季羡林、启功、丁聪……对我这个年轻人的问题，老人的回答总是特别简单，但隔了很久看，还是特别感动。活到最后，你发现最大的真理全是最简单的。季老谈到他的学术选择的时候，说这就是社会分工。还是我常用的一个词儿，“在劫难逃”，对我们这代人，或者我自己，只能这样，每个人有每个人觉得开心的方式，这是宿命，找到了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