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开始了”
“高分配型”成功后，医院才给志愿者发来体检通知。“5月中旬高分辨结果出来以后，章晟告诉我配上了，他又给我联系做健康体检。”小杨说，“我知道结果时，正在学校的操场上，就给我妈妈发了个短信，告诉她‘我配上了’。我妈从一开始就知道中华骨髓库的人找我，但她也许觉得我不可能配对成功，就一直没太问。”
随着测试的顺利进行，章晟的心逐渐放下：“从最初配型成功，到最终配型、体检都通过，通常几率只在20%，我们始终担心这一关能不能通过，而小杨都适合。”
但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老家，母亲的心渐渐变了。“短信发过去，我妈当时没表态，我以为她就是默认同意了，谁知道她后来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去。”
第二次家里和杨力伟做了“正式谈话”，是5月27日。母亲的理由很明确：“她说，万一自己身体弄垮就不好了，因为我才20岁嘛。”那天他觉得母亲生气了，于是果断地对家里人说：“我不去捐了。”
但这个20岁的大男孩却决定瞒着爸妈，自己一个人去捐献造血干细胞。“因为我的想法还是蛮理想的，就是去帮助一个人嘛。”他面对摄像机，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也承认：“要说我自己没有私心，也不可能。我上网查了一下，知道不是穿骨髓，章晟也告诉我就像献血一样。真要是穿骨髓，我就不去了，我怕疼。”
杨力伟这几天告诉家里：“我要专心复习备考，你们不要打电话来。”所以，家里还以为他在学校复习。“我想象中最完美的，其实是我妈能陪我来捐，我俩一起在北京转一下、逛一下。可惜我妈就是不同意……”他小声说。
骨髓库与上海医院方面商定的采集时间原本是六月下旬，地点是在武汉的协和医院。
“当时我也不知道今年考试具体安排到了哪一天，但我们每年考试时间都是7月初这几天，我感觉可能会有冲突。”小杨说。
但是在上海，12岁的小患者突然感染了。上海医院被迫紧急进行化疗，直到将其体内的白细胞全部打掉之后，才让其进入舱内接受造血干细胞的移植。这使得小杨的采集时间向后推迟到了7月8日，采集地点也由武汉改到了北京的空军总医院。
这恰是小杨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
“我说我好不容易把时间算好，正好在期末考试之前。我想这下我完蛋了，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杨力伟挠着头说。当时没课，他就骑着小车，匆匆忙忙跑去找老师：“我这事搞大了，有白血病的！我要去一下！”话都没说清楚，还把老师吓了一大跳。
小杨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系里的老师。同时，章晟所在的湖北分库也给学校出具了一份书面函，证实他确实是要去北京采集造血干细胞。
“老师也没说什么，就让我回去好好休息，考试的事情不用担心，学校会帮我处理。”小杨说。
学校领导开会决定，将6日的考试提前到他来北京之前，8日的考试他可以缓考，下学期学校再给他重新出一份卷子。
记者问小杨：“为什么没有要求患者家属延迟采集时间呢？”
“我确实也这么想过，可是听说患者感染后病情加重了，我就想，我就是不参加考试，也不能耽误这个事。”小杨说。
明天，杨力伟将在空总医院迎来一场特殊的考试，学校决定让他在医院补考他8日没能参加的那门考试，试卷已经寄到了医院，由系主任保管，在空医院的保密室里，由空军战士监考。
“其实谁都不做手术，一点不可怕”
中华骨髓库从2001年建立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从捐献者那里采集造血干细胞已经基本不存在风险，但短期内注射动员剂，的确会打破人体平衡，捐献者通常会在一周内恢复。
7月8日本来是杨力伟考专业课的日子，但他却在北京空军总医院等待采集造血干细胞。
早上六点一过，他就被医院的护士叫醒采血、打最后一针动员剂，一直在病房陪着他的中华骨髓库的工作人员章晟则不停地接到媒体、校方、医院、患者家属的电话，“就算护士不把我们叫醒，还有那么多人叫我们起床。”章晟说。
趁着媒体还没到，小杨钻进洗手间洗了个热水澡、刮了胡子。
7点40分左右，30多家媒体记者到达了小杨的病房。小杨这时拿到患者送来的感谢信，立刻让章晟念给他听，听着听着，本来还咧着大嘴笑的小杨，眼角缓缓流下了两行热泪。小杨说，他昨天在电脑上也打了一封信给小患者。章晟找护士借来纸和笔，刚洗完澡的小杨开始动手抄写信，看见一旁的记者在拍摄，小杨直嘟囔：“小朋友看了，肯定想，这个人的字怎么这么丑。”
杨力伟说，一会儿见到上海的医生，麻烦他把信给小朋友带过去。这时，章晟告诉记者，小杨还准备在采集后向系里递交入党申请书。
7点50分，距离杨力伟进入采集室还有十几分钟，这时候他还没有吃早饭。“杨力伟，念一段你给小朋友的信，我们拍一下。”“杨力伟，你怎么认识90后这一代人，你为什么想入党？”“小杨，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家里打电话？”十多平方米的病房内，挤满了记者、大夫，小杨和章晟也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在医生的提示下，小杨狼吞虎咽地吃了四五个小面包，喝掉一包牛奶。医生问：“怎么没订食堂的早餐？”章晟说，昨晚上回来得晚，又有采访，没顾得上。
但小杨显得对早餐吃什么并不在意，他边吃边听湖北卫视记者的提问，刚想开口回答问题，就被喝进去的牛奶呛了一口，杨力伟学校的系主任赶紧接过了记者的问题，让小杨慢点吃。
有记者问他，选择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时候递交入党申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杨力伟一听，不满地表示：“你这么一问，搞得我好像有什么目的似的。”
血液科的朱医生来到病房，提醒采集的时间到了，多台摄像机架在门口，准备拍摄他出门的镜头。小杨站在病房里尴尬地看着他们，说“你们先出去，我还没有换衣服。”看到记者没怎么动，小杨拿起床上的衣服一头钻进了厕所。
杨力伟所在学校的系主任卢老师告诉记者，杨力伟平时在学校里就是一个开朗、阳光的学生，“他跟同学的关系很融洽，你看这次他来北京，他们宿舍的室友都去火车站送他。”“这次我们回去了，也要给他举办一个欢迎会。”
在媒体、医生的簇拥下，8点半，杨力伟从病房走到了住院部12楼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出门时记者发现，隔壁那位早来两天的新疆捐献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院了。
专门从上海赶来取造血干细胞的医生来到采集室，将患者及其家属写的感谢信交到了杨力伟手上，“小朋友因为进了隔离舱，无法亲自动笔写信，这封信是他爸爸代写的。”上海道培医院李医生说。
记者走进采集室，杨力伟正仰面躺在病床上，胳膊上的两条管子在不停地收血和换血，看见记者，小杨腼腆地笑了，对记者说他感觉良好，没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
这时候，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主任洪俊岭和空军总医院院长来到病房看望杨力伟，并向他颁发造血干细胞捐献荣誉证书。
九点半左右，血液科大夫要求记者都到外面去，不要打扰杨力伟的休息。小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只是胳膊有点麻，并且躺着躺着困了，就在出去前，他还不忘叫住学校派来照顾他的辅导员，“我的手机呢？”
采集将近结束时，记者再次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杨力伟，他告诉记者，刚才记者不在，他睡了一大觉，感觉非常爽。
11点40分左右，在采集进行了3小时10分左右后，血细胞分裂仪停止了运转，宣告小杨的造血干细胞分裂结束。医生将才挤出来的60ml造血干细胞从分裂仪中取了出来，交到杨力伟手上。
“哇，还是热乎的呢！”小杨兴奋地把脸贴在这袋用来救命的血液上，长吁一口气，记者问他什么感觉，他说“如释重负”。
专程来取造血干细胞的上海道培医院李医生告诉记者，等到志愿者的造血干细胞采好后，她会立刻乘坐下午两点左右的京沪高铁，“回去后就把新采集的细胞输入患者体内，十一二天后，患者血象会有一个明显的上涨，一个月后会做一个嵌合，到时候就能看出这次移植的效果。”
同时，空军总医院血液科的大夫开始通过检测留取的一小部分血样，判断其中的造血干细胞含量，“如果数量不够，明天可能还需要杨力伟再采一次，上海的医生也会再来取一次。”空军总医院血液病科主任王恒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采集完毕后，杨力伟面色略微苍白，但精神依然饱满，“没觉得不舒服，就是躺了快4个小时，全身发麻，有点累。”他说，边说边从章晟那里拿到自己的手机，埋头看短信。一边的记者开始询问他采集的感受，“等下，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杨力伟突然说道，“虽然我爸我妈不知道这回事，但我走之前告诉我姨夫了，我得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
电话响了几声，小杨的姨夫没有接电话，“估计吃饭去了”，他嘟囔道，舔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医生递给他一瓶水，他才意识到自己除了早上出门前喝的那一包牛奶外，就再也没吃喝过东西。
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糖，打开，倒出一粒给采集室内负责采集造血干细胞的朱大夫：“日本糖，我哥给我的，你吃一个吧，你这一上午也够辛苦的。”
小杨和张医生在交接书上签了字后，章晟的工作基本就告一段落了。“再过十来天，我就要去陪另一个志愿者采集造血干细胞，在武汉，他很牛，采集的时间和他老婆的预产期就隔了一天，采完就要当爸爸了！”他兴奋地说。
杨力伟学校的系主任和辅导员则忙着联系回去的事，因为有媒体要跟他们一起回到学校采访校方领导和同学，系主任卢老师开始忙着张罗买回去的车票，“10号我们就都回去了。”
出发来北京捐献前，杨力伟和老师有两句对话。“老师笑我说‘小名人啊’，我说我就去抽一下血，去两天就回来，我还是上我的学，你还是我老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