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口音才能让这座城市接纳自己
杨波非常理解苏枚这种敏感：“融入一个城市需要磨合期，在这个磨合期中，你肯定会产生被排斥、孤单、不悦等负面情绪。虽说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但有的人比较敏感，心理抗压能力比较弱，就会辛苦一些。”
杨波也赞同丁峰的“城市认同度”说法。杨波的老家在湖南娄底，据说当年他是乡里唯一一个考入上海的学生，出行时享受过夹道相送的荣耀。从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杨波就知道将来留在发达的大上海工作生活，是他最急切的人生目标。在更远的将来，他还有责任将父母兄妹带出小乡村，带入大上海。当一个大城市人，改变家族命运，这是全家人对他的厚望，也是每个“凤凰男”身上背负的大同小异的使命。
所以一到上海，杨波就非常积极地学说上海话。一开始当然少不了被笑话。明明很寻常的一句话，杨波带着湖南口音一说，上海同学就笑到肚疼。后来慢慢地口音减轻了，同学也习惯了，但碰上俚语或方言说法，又闹出不少笑话。
有一回他打电话到老师办公室，别的老师接电话说“伊还没进来”。杨波不解，思索片刻后迟疑地问：“还没进来？那他是在门外吗？”对方沉默五秒后爆发出一阵大笑。杨波后来才明白，上海话里“没进来”就是“没来”的意思。但此后“他在门外吗”就成了跟随杨波多年的经典笑话。
知道“戆笃”不是“港督”，弄清“老克腊”是何种时尚，听懂“空麻袋背米”为何意，都闹过大大小小的笑话。杨波不以为意，一来是因为“男生脸皮厚，不怕”，二来这些玩笑多是善意的，无伤大雅。更重要的是，经历的笑话越多，他的上海话就越好，大三的时候，杨波已是班上上海话说得最好的外地学生。
随之而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他去市场上买东西，砍价的成效就比说普通话的同学好，被克扣斤两的事儿也少。所以一到周末，上海同学回家了，杨波就成了同学尤其女同学邀约上街的“红人”。
杨波从来不轻视方言的重要性，“语言是生活的工具，要想真正融入上海这个城市，就必须学好上海话。”说普通话当然也能在上海通行，但居委会的大妈、窗口服务的中年人、商场的售货员等等，很多场合，用方言沟通确实更方便。 “别小看‘方便’这两个字，很多时候融入感就体现在这些小地方。很多人觉得无法融入所在的城市，往往也是因为这些细节。一旦因此受了气，就觉得自己跟这个城市有隔阂、有距离，自己就会先有了心理压力。”
毕业后杨波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后来又跳到一家证券公司，不管在哪儿，他都能跟上海同事打成一片，事业也经营得风生水起。但他并不满足，心里对大家族生活越发渴望，因为还有“使命”未完成。
两年前，杨波终于在上海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把父母接到上海生活。妹妹也考进了上海的高校。
人生的一大目标接近实现，但杨波发现，他的上海话开始出现倒退了。因为在家跟父母和妹妹都说湖南话，所以湖南口音不知不觉又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前两天见一个新客户，商谈结束后聊天，这个上海客户说：“你是湖南人吧，我在湖南住过几年，听口音就知道你是湖南人。”
杨波这才发现，无论上海话说得多好，他骨子里始终还是个湖南人。不过现在，湖南口音不会再成为杨波融入上海的障碍了。相反，他非常享受这种社交场合说上海话、普通话，回到家里肆无忌惮说家乡话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