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晚高峰临近，最后的一小段路，周围的车变多了，潘跃昀的速度也只能慢了下来。他转过头，看到小女孩的伤口还在滴滴答答地流血。暗红色的血液沿着后座淌下，也把脚下的地垫染红了。
“这么小的身体，出这么多血，还得了啊？”潘跃昀急了。他把车拐上路旁的非机动车道，摇下了驾驶室的窗户，一边拍着车门，一边对着旁边骑自行车的人们大喊：“帮忙让一下，车上有人要送医院！”
令他感动的是，路上的人们都带着理解的表情，给自己让了路。从车祸现场到医院的五公里路程，他只用了十分钟。
到了医院，潘跃昀和土方车司机直接抱着小女孩冲进抢救室。可是，在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后，医生却告诉他们，孩子的伤势医院“处理不了”，建议转院到设有小儿骨科的新华医院。潘跃昀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孩子的右脚被几吨重的土方车直接碾过，只剩下了一些血肉模糊的骨头碴子。
“在那种情境里真的受不了，很崩溃。”这位中年男人说，当时忍不住“掉了好几次眼泪”。
因为时间短，在这里，并没有医生询问他的身份。潘跃昀猜测，“可能他们觉得我是小女孩的亲属吧”。不过，当他们把小女孩抬上医院门口的救护车时，一个围观的路人忍不住问潘跃昀：“这是你们家小孩吗？”
“不是，”潘跃昀说，“就是路过看到车祸，就把她送过来了。”
他总觉得，当时自己的车已经停在了小女孩旁边，如果装作没看见，再把车开走，“良心上过不去”，甚至回家都“没办法面对自己的孩子”。
“我以后要怎么教育他，让他做一个好人呢？”他说。
人做什么是由道德观，而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尽管第十人民医院的医生承诺用救护车送小女孩转院，可潘跃昀觉得，自己还是不能离开。
“小孩没有亲属，总要有个大人在吧。”他说。那个时候，土方车司机已经吓得“腿都软了”，所有证件和钱包都落在了车上，潘跃昀觉得，只有自己跟着，才能帮小女孩“解决些问题”。
一开始，他打算开车跟在救护车后面，不过又担心自己“跟丢了”，最后，他索性把车停在第十人民医院，爬上救护车，坐到了后舱里的长凳上。
也许是因为救护车顶上蓝色的警报，这段12公里的路程只用了20分钟。在新华医院门口，潘跃昀爽快地付了90元的救护车车费，然后和土方车司机一起把小女孩抬了进去。
“我有能力那就付了呗，”他说，“跟一个人的生命比起来，这些根本不算什么事情。”
在新华医院，潘跃昀又一次被当做了小女孩的亲属，他急忙否认，又把前面发生的事情大概讲了一遍。
可能是感动于他的故事，医院小儿骨科的值班医生没有像对待普通病人那样直接开出各种检查单，而是领着他们跑完了整个手续流程。这名医生还向办公室门口排队就医的病人们解释了情况，请大家稍微等一等。
“我真的很谢谢他的帮助。”潘跃昀说，“还有那些在门口等着的病人，我也挺感激他们的。”
于是，在这座现代化的医院大楼里，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前面带路，两个男人在后面推着担架车，在大楼里不同的科室间来回奔跑。三楼的小儿骨科急诊处、一楼的挂号、二楼的抽血化验、一楼的破伤风针注射、二楼的CT和X光检查，反正上下来回，“不知道跑了多远”。
在这些过程中，金钱的支出是免不了的。零零碎碎一千多元的检查费用，潘跃昀毫不犹豫地付了，等到办住院手续需要6000元押金的时候，因为身上没那么多现金，他又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你不担心到了最后，这些钱没有人补给你吗？”在事情结束后，有人问他。
“没人补就没人补吧，我已经参与了，不可能因为吝啬这点钱让她得不到治疗。”他说，“当然，这些钱也在我的承受范围内。”
在平常的生活里，潘跃昀是上海一家广告印刷公司的合伙人。不过，他强调自己“不是富一代也不是富二代”。“人做什么是由道德观，而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他说。
事实上，事情的后续发展也没有出现旁人担心的纠纷。当天晚上，土方车司机所在的运输公司赶来医院，并且在第一时间结清了潘跃昀垫付的全部款项。
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
直到当天晚上回到家，潘跃昀才突然想起他这趟行程的最初目的——参加朋友的婚礼。而在救助小女孩的一整段路途中，他已经把这件事完全忘了。
在土方车公司到来之前，他一直待在医院里。先前的检查结束后，他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医生告诉他，小女孩必须尽快做截肢手术，需要直系亲属签字。
潘跃昀试着问了问小女孩，可孩子说不出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家里的电话。除了唯一的一句“妈妈在上班”，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喃喃地喊“疼”。
潘跃昀只好打了110，请民警帮忙寻找家人。
晚上七点，这个偶然路过车祸现场的普通市民终于跑完了全部的住院手续。肇事司机已经被警方带回去做笔录，土方车公司的负责人也赶到了医院。看到小女孩的家人没有找到，公司还专门派了两个人来医院守夜。
“不管后面事故责任怎么处理，你们一定不能让小女孩因为钱的问题得不到治疗。”潘跃昀对公司的负责人说。
“你放心，肯定该用什么钱用什么钱。”对方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