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跃昀这才满意地离开了。他觉得，按照自己的观察，司机和这位公司的负责人“挺老实的”，自己这样才能走得放心。
晚上回到家，他才把下午的经历讲给父母和妻子。和他预想的一样，家人没有责备他“多管闲事”，也没有“被人讹上”的后怕。
“我太太应该挺为我骄傲的吧。”他笑着说。
在他看来，整件事应当连同这段救人的路途一样，到此结束了。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名护士拨打了当地媒体的热线电话，把他的故事告诉了记者。随后，潘跃昀接受了上海一家报纸的电话采访，后来还上了电视。
这让他感到“特别意外”。“我只是做了一件特别普通的事情。”他说，“我碰巧出现在那个地方，然后给小女孩搭了个便车。”
11月21日下午，潘跃昀再一次赶到了新华医院。当天凌晨，由院长直接代替亲属签字，小女孩的手术已经顺利做完。再晚些时候，小女孩的家人找到了这里，人们才终于知道了孩子的名字：“苗苗”。
对于这个四岁的女孩而言，前一天的经历就像一场无法摆脱的噩梦。她的左手、左腿骨折，右脚被截肢，脸上也留下了明显的擦伤痕迹。在车祸过去一个星期之后，她仍然会时不时地从睡梦中惊醒；而长辈们更加担心，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这个早早失去右脚的孩子该如何走下去。
不过，在谈及那位素不相识的“潘先生”时，苗苗的家人仍然会不住地感谢：“他真的是一个好人。”事实上，在第二天的探望中，潘跃昀给苗苗带来了一束鲜花，临走又留下了三千元钱。
如今，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可关于潘跃昀的故事仍然在媒体上不断传播，有人评论说，在那么多冷漠的故事发生后，我们太需要这样一个故事，来温暖冰冷的人心。
潘跃昀也曾读到过那些“冷漠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搀扶别人反被污蔑为肇事者的“彭宇案”。他曾经设想，如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怎么做，而现在，他自豪地说：“我做的和我想的一样。”
“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他说，“退一步说，也许你会被赖上，但也许你还会有别的收获呢。”
这些“收获”，不仅仅是被媒体采访、成为“网络红人”，而更多是一种“强大的、安宁平和的感觉”。“我自己认可自己，我不是个口头革命派，我周围的亲戚朋友都说，‘小潘你这个人不错’。”他笑眯眯地说，“我觉得，这就是我做好事的‘好报’。”
更大的‘好报’来自于他最看重的儿子。11月22日晚上，这个从没接触过媒体的男人第一次参加了一个现场直播的访谈，而他的妻子则坐在家里，抱着儿子在电视机前从头看到尾。
尽管两岁的儿子“应该没看懂”，但潘跃昀还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就是一种最好的教育。
这段救人的路途当然也带来了一些麻烦。车祸第二天一早，他急忙打电话给前一天结婚的朋友，为自己没能参加婚礼表示抱歉；随后他又把车开走，给沾满血渍的后座和地垫做了一个大清洗，防止父母和妻子“看了害怕”。
不过，这个年轻的老板还是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仔细想想，用四个小时的时间，加上一块坐垫，换来全部的这些‘好报’，真是挺合算的。”本报记者 付雁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