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日历还剩下最后两页。回顾让我们曾欢喜也曾担忧的2011年，有那么多吸引我们目光的事儿。它们中有的还在纷杂的争论中没有方向，有的还在美好理想和复杂现实中纠结得无法迈出前进的脚步。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记取这些片段，记取这段历史。
方舟子妻被打假是谁的尴尬？
除去诉诸铁锤和公堂的那次，方舟子成为焦点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但这次却有些特殊。“打假斗士”方舟子成了打假对象，不仅自身多篇科普文章被举报涉嫌抄袭，其妻刘菊花的硕士论文也被举报涉嫌大量抄袭，属严重学术不端。
虽然一时间网络上一派热闹，可这不是件太让人意外的事情。“打假斗士”方舟子以个人身份举报学术不端无数，成为众矢之的当属正常。也正因为如此，网络上关于报复还是正义的争论此起彼伏。
倒是事件主角的一番表态令人回味：“也许我的硕士论文有些引用不妥、不规范的地方，但像我这样的小蚂蚁遍地都是，方舟子穷其一生也打不完……”的确，与唐骏等知名人士相比，相信普通大众中犯下学术不端行为者更是数量众多。可打假的矛头何时转向过他们？这并不是以方舟子为首的个人打假者不愿意为之，而是无力为之。以制度化建设对涉嫌不端者展开公正无偏的学术调查是官方学术监督机构的应尽职责。而“官方打假”的长期缺位，使“个人打假”除了利用被举报者身份来吸引舆论关注，还能以什么方式推进事态解决，涤清学术环境？
如果对刘菊花的举报中的确难以撇清个人情绪的成分，那么与其把它理解为对方舟子本人的一场挑战，不如理解为对官方打假机制长期缺位的一场严正挑战。因为正是“官方打假”的长期缺位，使得“个人打假”不得已在日益复杂的学术生态中艰难前行，也使学术生态因此而更多了一重纠葛。
删减《三字经》是与时俱进还是教育惰性？
“人之初，性本善”应该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语句。然而承载这些经典语句的《三字经》，却被有的地方教育部门限制全文背诵，《弟子规》等传统国学读本也遭不同程度删减。
限制、删减《三字经》《弟子规》，无非是认为有些内容传达了错误的思想，不利于学生成长。但采取如此这般“删去了事”的粗暴简单的处理方式，就能成为成功的教育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这也折射了长时间来我们教育中一种惰性：满足于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告诉他们正确的行为准则，却忽略了如何让孩子们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毕竟，授人与鱼比授人与渔更简单轻松，也能更快见“成效”。
删节限制之举被不少人士称为“与时俱进”。然而，即使这种删节限制确实毫无偏差地去糟粕存精华了，我们社会变化之迅速，却显然不是“与时俱进”地删减教材内容所能应付。看看年轻人步入社会时的那些阵痛，就不难理解这点。学校教给了他们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然而社会的复杂、社会的变迁，却不是简单的几条准则能厘清。教育的目的，不应仅仅是告诉学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要让他们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
比是否糟粕更重要的，是独立思考能力。比是否删减更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惰性的根深蒂固。
“谣盐”只是因为缺乏科学素养？
日本福岛的一场地震，没让失去家园的灾区人民乱了秩序，却让数千里外的中国人为供应充足食盐乱作一团。今年3月，日本福岛地震引起的核电站受损使人们对核辐射忧心忡忡，口口相传的碘盐防辐射“秘方”将大批人群送进超市、商场，将碘盐乃至含碘药品抢购一空。
相信吃碘盐可以防核辐射，百姓的科学素养不够当然是原因之一。其实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闻风而动”并非第一次。从记忆中的鸡血疗法、甩手疗法，到养生热中的生吃泥鳅、绿豆防癌，哪次不是与“谣盐”事件类似的“闻风而动”，哪次又不是吸引了为数众多的人群？而这些事件本身的科学性绝对与吸引的人群规模成反比。
然而，把板子仅仅打在缺乏科学素养上似乎又有失偏颇。仔细审视，此次食盐抢购者中不乏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士。是他们不懂科学、对于碘盐防辐射的“秘方”没有判断力吗？当然不是。只是在危机面前，尤其是在流言纷飞的危机面前，严谨、冷静的科学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充满鼓动性的谣言。而谣言的鼓动之所以总能得逞，原因在于真相和透明的信息总是姗姗来迟。从这个角度说，击败谣言的办法，不仅仅只有用知识武装普通公众。
“郭美美”是红十字会的灾难还是新起点？
今年必定是载入红十字会史册的一年，不因其辉煌，而因其艰难。从天价餐费发票被曝光开始，红十字会遭遇着一系列信任危机。直到郭美美的出现，红十字会在公众心目中的信任度随之几乎滑到谷底。
红十字会遭遇这样的尴尬并不完全出乎预料。一家做着慈善事、募集着爱心款的公募组织，大概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一种“天然公信力”：公众没有想过怀疑其善款账目，红十字会也未曾有过公开账目的想法和动因。这期间是否有或大或小的账目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能打破这种“天然公信力”的，必然是超出公众接受极限的账目问题，比如“郭美美事件”。而事至此时只能是公众震惊，红十字会尴尬、无助，因为欠账实在是太多。
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关系如何、商业经营在红十字会业务中占多大份额，这些都是仍让公众困惑的问题。但回头审视，“郭美美事件”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慈善事业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无论是公众认识还是机构运行都停留在初级水平。不仅红十字会，近年来对慈善基金的非议也常见诸报端。“郭美美事件”对于中国慈善的意义，在于彻底打破对慈善业不加辨别的信任，推动制度化建设保障其良性发展。比如红十字会开始着手建立的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和机构运行机制，都是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必须之举。
希望若干年后为红十字会和中国慈善的2011年写下注解时，不仅仅有“灾难”二字，还有“起点”二字。
我们和“虎妈”“狼爸”有区别吗？
一本名为《虎妈战歌》的书，让“棍棒底下出才子”这句中国老古话为广大美国人民所知晓。今年，美国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在美国出版《虎妈战歌》一书，介绍她如何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使美国教育界大为轰动。
当美国人在从《虎妈战歌》中寻找中国近年快速发展的原因时，对名校、高分极为青睐的大洋彼岸却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之声。尽管如此，时隔不久又有“狼爸”萧百铭著书介绍其“棍棒教育法”，并在电视台大秀其“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教育哲学。一边是的不绝于耳的声讨，另一边是无所畏惧的“教育法”展示，这样的场景真有些叫人纠结。更让人纠结的是，在这场观点鲜明立场坚定的讨论中，我们似乎又找不到教育的方向在哪里。
要给孩子充实快乐的童年、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专家的意见确实句句在理。可问题是，真正到培养自家孩子时，有几位家长能否认上哈佛、上北大是他们心中难以放弃的培养目标？“狼爸”之所以不畏批评大秀“棍棒教育法”，之所以有十足的底气说出“我的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北大”这句辩驳，就是因为他清楚他的教育成果足以让绝大部分家长艳羡。为了这些令人艳羡的目标，我们何尝又不是在扼杀孩子们快乐的童年。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辅导班、乃至“绿领巾”“测智商”，这些做法虽然不及“虎妈”“狼爸”的教育法耸人听闻，但与充实快乐的童年、独立思考能力绝对扯不上太大关系。
“虎妈狼爸”的教育方法不可取，但我们的教育又该沿着什么路径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