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分析称，中国应消除城乡“二元格局”，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程度，才能使农民从根本上不再受到社会歧视。
人物档案
南香红，现任《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著有《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等专著，曾完成“农民工城市暴力犯罪调查”、“打工妹情感婚姻问题调查”，参与策划“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大型调查等专题研究。
对话背景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门联合，就做好2012年元旦、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近年来，每逢岁末年初，民工荒、追讨欠薪、民工返乡潮等现象一再占据公众视线。而在一系列现象背后，是农民工群体亟须被社会关注、包容的现状。从初入城市的举目无亲，到逐步建立社交网络，再到上升路上的瓶颈之困……这一群体的变迁既伴随着社会巨大发展，也伴随着自身的艰辛付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工群体的变迁脉络究竟是怎样的？如今，他们的生活仍要面临哪些困境？如何为其谋求新的发展空间？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南香红。
农民工群体的变化给城市带来新课题
中国青年报：据了解，近期你参与策划了为期一年的“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大型调查。作为策划人之一，你关注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初衷是什么？
南香红：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而主要的改革经历者和推动者也是中国的农民。在农民当中站在改革大潮潮头的是农民工。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徙，30多年来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城市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30多年来，我们对农民工群体的认识也一直处在变化中：一开始我们恐惧这种迁徙；后来设法阻止迁徙，因为大迁徙给原有社会秩序和应对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然后，我们意识到，农民工代表着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再后来，丰富的劳动力市场逐渐转变为民工荒。
总之，随着民工潮的不断扩大，其迁徙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已成为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现实。过去，媒体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大多是个案式的：哪里爆发了极端事件，媒体才会跟进。30年过去了，到了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的时候，也到了该为农民工群体做整体记录的时期，所以我们选择为农民工做一次这样的记录。
中国青年报：调查中有什么发现？能谈谈30年间中国农民工现象发展的大致脉络吗？
南香红：持续30年的民工潮，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动力，也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当我深入调查农民工进城动机时，却感到有些心酸。他们的动机很简单：农村地少人多，吃不饱饭，到城市找份生计。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了最初流动。2000年之后，外出流动成了主流现象。打工仔、打工妹已然成为城市的新居民和流水线上的主力军。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现象，比如民工荒和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儿童问题等。这说明了一个事实：30年过去了，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老去，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对未来充满期待、对生活品质有所追求、渴望身份变化，是新一代农民工的重要特质。
这种变化对社会管理者、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冲击：提高待遇、为其提供城市身份，城市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如果不改善，农民工和城市、社会的冲突则会加剧。如何平稳地化解农民工身份矛盾、化解产业升级带来的阵痛，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点。
中国青年报：从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农民工的迁徙具有哪些巨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