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香红：他们的迁徙改变了中国。在迁徙中，农民工释放出了巨大的向上力量，也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以广东东莞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四川、湖南等地的农民纷纷南下广东打工。当时，拥有大量工厂的东莞，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者。从1985年到2005年，东莞外来人口从13.5万增加到584.98万。与此同时，20年间当地GDP从20.38亿元增长到2182.44亿元。这组数据足以说明农民工迁徙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
缺乏上升空间成为农民工面临的一大困境
中国青年报：在此之前，你也曾多次调查过这一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的？生活中的主要困境来自哪里？
南香红：在此次调查之前，我还曾做过农民工在城市暴力犯罪、打工妹婚姻情感困境等调查。2003年的一次经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也是年关将近时，我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了5天跟踪采访。
在提审室里，20多个犯罪嫌疑人从左到右排开。一眼看去，他们的样子很相似，也很年轻。至今我仍记得一位姓荣的18岁青年农民工说，他就是想抢点钱回家过年。连续几年了，他辛苦赚的钱都拿不到。
在这次“30年农民工迁徙史”调查中，我们还进行了“东莞女工生存状况调查”。调查发现，她们长期处于单一操作的流水线上，身上贴着“打工妹”的标签，生活非常单调。在参与调查的女工中，有58.5%的人年龄在20～29岁之间。但在这样年轻时，她们已被牢牢固定在单调的工作和生活上，几乎看不到改善和升迁的途径。
她们中有一些人不为命运所屈服，不甘沉默在社会底层：有的人通过自学或接受成人教育，走上了厂区主管的位置；有的人离开流水线而自主创业成为企业家；有的人成了打工文学女作家等等。但这些人少之又少，大部分女工面前的上升空间非常有限。
无论是小荣还是东莞女工，他们并非不能吃苦，贫穷也并非最大问题。最大的困难是，多年来，他们长期处于无变化的境地，生活没有改善。
中国青年报：农民工迁徙给社会管理带来哪些新考验？
南香红：农民工的迁徙，使得大量精壮劳动力来到城市，随之而来的则是农村的凋敝。当下，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已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从社会整体发展、根本性制度中找寻出路。农民工进城30年，我觉得基本状态仍是卡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进了城市，解决不了市民身份，医疗、养老等公共福利享受不到；回到农村，他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身份，无法适应当地生活。这些问题都将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考验。
城市人应该打开心门
中国青年报：每到岁末年初，关于农民工群体，你最关注的话题是什么？
南香红：有很多。比如，关于春运的话题。2008年年初，雨雪冰冻灾害突袭我国南方广大地区。当时，城乡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遭受重创。面对灾难，赶着回家过年的人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农民工占了绝大多数。大雪过后，人们在反思这场雪灾破坏力时，有一个关键词不能不提：农民工滞留。那段时间，仅广州火车站滞留的农民工就有几十万。
还有一个每逢年关就会提及的话题——农民工讨薪。冒着酷暑严寒、不分昼夜辛苦劳作，结果却拿不到应得的报酬——这是许多农民工面临的困境。无奈之下，一些人会选择极端的讨薪方式。这种方式很容易吸引媒体和读者的眼球，但同时会给个人及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就农民工个人而言，极端讨薪会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对社会而言，此类事件会引起秩序混乱、社会资源的浪费。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思考，我们更应该反省自己：在面对这些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在雪灾中仍坚持恪守秩序的农民工，我们究竟该如何为其提供平等待遇？怎样淡化他们心中浓烈的飘泊感？面对他们，城市管理者和每位市民都有义务反思自己。
中国青年报：怎样才能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南香红：农民工的流动打破了过去城乡间像铁墙一样坚固的二元结构。但是，一些农民工问题要得到彻底解决，还需要社会管理方式和户籍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很多农民工在城市拼搏的最终目标，是要敲开厚重的城门。这个城门一方面是制度之门，另一方面是城市人的心门。
城市的制度并非公众所能解决，但至少我们能逐渐消除与农民工心灵上的隔阂。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真正的需求绝不仅是一个城市户口那么简单，还有真诚的尊重、理解和同情。人们必须学会谦虚地面对这一群体。记者 骆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