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子在生命最后两月为中国慰安妇建纪念馆(2)

　　也是在家里，耶依签下了遗嘱，把所有遗产捐给WAM纪念馆。

　　那一刻，池田惠理子也在场。“她签下遗嘱时，那松了一口气的安心表情，我永远都忘不了。”

　　2002年12月10日，松井耶依再次住院。池田惠理子赶到医院时，看到第一次显得太累了的她，脸色蜡黄，话都说不出来了。

　　病房外，她的弟妹告诉大家，耶依已经亲口和他们交代了后事该怎么办、墓地选在哪里等细节。她还亲手画出了自己的墓碑样子，铭文只简单地写了名字和“1934——”。那让人心惊的连接号后面，病人自己还不知道填什么数字。

　　病房内，她仍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她用略微颤抖的手拿出一叠手写的稿纸，依然努力告诉助手：“这里和那里都还没确定标题，书稿名叫：爱与怒·战斗的勇气……”

　　“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日本，人们把斗争视为异端。但是斗争最需要勇气。给了我勇气的，正是‘慰安妇’群体、亚洲受虐待的人们，还有和她们一起奋战的同仁们。我注入全部最后的力气，从心底想呐喊：去爱吧！义愤起来吧！拿出勇气来战斗吧！”在书的结尾处，她这样写道。

　　2002年12月12日，是筹备中的“WAM”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的日子。病床上的松井耶依，已经不能够出席。

　　这一天，医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玛尔塔·贝拉老人，过去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她曾在国际女性战犯法庭上出庭，作证了日军的暴行。

　　棕皮肤的贝拉老人把轮椅一直摇到耶依床前，惊喜之下，耶依精神大好，两个行动不便的女人都努力倾过身子去紧紧拥抱对方。

　　耶依笑开了，很优雅地一甩卷发，侧躺着说：“谢谢！”而老人掏出手帕抹了眼泪，通过翻译说：“不用谢……我一直为你祈祷，我回去也会继续祈祷的！”

　　“爱过，义愤过，战斗过”

　　2002年12月20日，病情恶化。病床上的耶依头痛得厉害，一直用冰块和厚厚的毛巾按在大半个脸上。摄像机对着她，她也没力气再睁开眼睛，只是挥挥手。床边放着几十张各地同仁寄来的贺卡，橙红、金黄的，都是让她振作的颜色。

　　池田惠理子最后一次和耶依老太太的对话，是在圣诞夜的医院里。

　　人们轻手轻脚走到床前，她摘下了永远戴着的眼镜，看起来仿佛睡着了。池田惠理子上前轻轻呼唤：“耶依姐？耶依姐？睡着了吗……判决书已经送到了啊……这是慰问的礼物……”

　　当她把慰安妇受害者送的小熊放在枕头边后，病人微微动了动嘴唇说：“睡不着……”

　　“啊？我们都以为您睡着了啊。是难受吗？哪里痛？”

　　松井耶依翻了几下身，轻轻“嗯……”了一声，不再回答。

　　三天后，2002年12月27日凌晨1时16分，奔波了一生的女士离开了这个她奋斗过的世界。她在最后设立了“女性之战争与和平人权基金”，也完成了自传。

　　90多岁的母亲来到医院，揭开遗体上的白布，用苍老的双手拉着女儿的手，哽咽着说：“好好努力了啊。”呼吁了一辈子反战和平的老父亲，也对着女儿的遗像，颤巍巍地说了一声：“好好工作到了最后，对吧……”

　　“全球性社会，是要学习过去历史，再来构筑未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能断裂，历史与未来更是如此，断裂了就没有意义。”这是辞世前五天，她在自传中写下的最后的话。

　　2002年12月30日，近千名身着黑衣的朋友们来送别松井耶依女士。告别仪式入口处放上了新印制出来白底红字的“WAM”传单。

　　在她沉睡的脸庞边衬上一朵朵怒放的红玫瑰。她终生喜爱的花儿也刻在她琦玉县的墓碑上，还有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我爱过，义愤过，战斗过。”

　　保护历史的女人

　　她所梦想的日本第一座收藏二战时日军性暴力证词的纪念馆“WAM”，于2005年8月在东京早稻田区正式开馆。

　　在这座小博物馆里，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樱花树画卷。夜色的绚烂花树下，隐隐露出受害妇女的白色骸骨。馆里开设“慰安妇”历史的常设展览，也有相关史料、著作、影音资料阅览室，定期举行交流访问活动。

　　坚持到今天，“WAM”遭遇了日本右翼的巨大压力，门口被喷涂、抗议、主要成员被人身威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对于家中接到威胁电话等，馆里的中年女性职员说起来眼都不眨，平静自若。“公共场所下楼梯要回头多看两眼，等地铁来也会注意看周围，不站在排队的第一个，以防发生‘意外’。”

　　由于是NGO组织，池田惠理子她们编写了《供中学生阅读的二战性暴力历史》等推广画册、明信片等，用以维持运营，只接受民间捐款，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国外团体的赞助。

　　当然，静悄悄的纪念馆，还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让她们津津乐道的是，去年一位中国媒体人到访，虽然不通日语，还是看明白了，掏出了身上的5万日元全捐了，只是对她们反复说着一句：“谢谢你们。”

　　这让这些坚持至今的女士们分外惊喜，“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看到中国友人来支持我们了”。

　　也因为压力，“WAM”几经搬迁。“时常会有右翼组织的大喇叭吵闹，所以有的房东表示很为难，不愿意租房租出麻烦来，都婉言拒绝。”池田惠理子苦笑着回忆。志愿者们守护着珍贵的史料和书籍，颠沛流离。现在，她们终于落定在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的一幢小楼里。

　　在入口处的大红墙体上，中国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们的黑白照片安静地排列着，其中就有中国首位“慰安妇”受害者证人万爱花。

　　几百名各国老妇的脸庞无言地看着来访者，见证着这段被一群女性保护下来的历史。（记者 庄庆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