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国农民工的集体记忆：我们的四平米的家(3)

　　这些房间仿佛让我看到了自己父亲的生活

　　“在外漂了这么多年，唯一让我有家的感觉的，就是这四平米。”住在“民工楼”里，刘结章常常这样对何玲说。

　　在这间小屋里，何玲怀里的婴儿长成了伶牙俐齿的小女孩。每逢暑假，他们还把留在湖南南县村里的大儿子接来团聚。夏天的夜晚，一家四口铺张凉席，睡在“民工楼”的天台上，下雨的时候再躲回屋里。木板床太小挤不下，儿子就睡在地上。

　　这样的日子，让刘结章感觉“心里温暖”。晚上，一家子总是挤着坐在床上聊天儿，看电视。偶尔，两个爱“争宠”的孩子也会吵起架来。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欧阳星凯走进了刘结章的小屋，按下了相机的快门。照片中，8岁大的儿子拉长了脸，眼里泛起泪光，委屈地直视镜头，小女儿则满脸倔强。小夫妇同时看着儿子，感觉有点好笑，又有点无奈。

　　拍摄这张照片的两个月后，刘结章一家就搬出了“民工楼”。这幢大楼日久失修，租房的生意渐渐不如从前，安全隐患也十分严重，已发生过几次小火灾。新的承包商要“清空改造”。在刘结章一家离开前夕，大楼里还住着大约120户人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做装修零工，每天在“民工楼”附近的立交桥桥底下等活儿。

　　在北京的展览现场，一部动画片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农民工家庭被“清退”的过程：在190个小隔间的俯视图里，数百个小黑点迅速地滚动，离开，走得慢的，被一块巨大的橡皮直接擦去。最后，这块地方变成一片空白。

　　然而，有关四平米的印象，却依旧存在于许多农民工家庭的记忆里，甚至是一些不曾住在“民工楼”的人们的记忆里。

　　在北京798的展馆里，24岁的项安安在一幅照片前驻足良久。他出生于湖北农村，父母常年在广东中山打工，租住在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房间里。“比这大不了多少。”他指着照片说，“连布局都很像，也是这里搭一个小灶，那里放张木板床。”

　　中学放暑假的时候，他曾经坐长途大巴，到这间小屋里找父母团聚。如今，他已经读完了大学，到北京工作。但看着这些“特别真实”的照片，想起自己仍然在中山打工的父母，他的心里突然感受到“震撼和不安”。

　　“这个摄影师的镜头，就是他的良心。”这个年轻人用颤抖的声音说。

　　在微博上发布了“人民路”的展览资讯后，那日松很快看到了一句留言：“这些房间仿佛让我看到了自己父亲、自己叔叔的生活。”

　　甚至，在布展结束的那天，这个策展人还遇到一位认得“民工楼”的工人。离开之前，这位工人才说出自己也在长沙做过装修零工，曾经天天经过这幢“民工楼”。

　　“这个展览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我们出来打工都是住几平米的房子，做饭、洗澡、睡觉全在一个屋。”他终于压抑不住激动。

　　“那你们在北京住的好吗？”那日松追问了一句。

　　这位工人指了指巨幅照片，自豪地说：“比这大一倍！”

　　那日松后来才回过神，令他们如此满足的，也就是8平方米而已。

　　我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四平米

　　刘结章一家搬出“民工楼”的3个月后，大楼就变成了一家商务型宾馆。原本分隔开的四平米又重新合拢，成为大约20平方米的标准间。每一间房都拥有大窗户，加装了浴室，摆进了电视。

　　在人们曾经睡过的天台上，则架起了一个霓虹灯招牌，人们站在数百米之外，也可以发现这家崭新的宾馆。

　　现在，每次领着小女儿经过这幢大楼时，何玲还是会不自觉地看几眼。有好几次，在这幢大楼里长大的小女儿甚至一走近大楼就说“到家了”。何玲就笑着说：“这里已经不是家了。”

　　“只要你一踏出去，就不会再想回去了。”何玲说。在距离大楼大约300米外的一个招待所里，他们一家租了一间大约12平方米的房间，每月租金530元。房里有一张1.8米宽的大床，还单独僻出一个厕所。

　　刚租下房子的那天，她就迫不及待地拉上儿子，去体验一下。“啊，真是太舒服了！我们4个人并排睡都可以，不用滚下去了。”她高兴地对儿子说。在四平米里，她与丈夫长期都要侧着身子睡。

　　离开“民工楼”后，虢小球和两个女工友合租了一间两居室。那是80年代的房子，屋里不设厕所，墙灰大多已经脱落，但每个房间都有一扇窗户，空气对流。

　　“住在这里就像做梦一样！”虢小球说，打工这么多年，眼下的房子是她住过的最好的一间。她的儿女都已经开始工作。去年夏天，女儿研究生毕业后去美国的一所孔子学院教书。越洋电话里，女儿总对她说：“妈妈你不要打工了，我给你生活费。”

　　“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们都带着希望，觉得可以离开四平米这样的生活环境。”在北京的展厅里，那位不懂中文的韩国观众说，从照片里人们的“脸部表情”中，他读到了这点。

　　据欧阳星凯统计，许多“民工楼”的房客都搬到了8平方米、12平方米的房间，也有不少单身的打工者，在其他楼里继续租住4平方米的小房间。这些打工者普遍都在老家的村里建了房子，大多打算“有力气的时候”就留在城里打工，积攒一些钱后再回村里养老。

　　但刘结章与何玲有另一种“梦想”。去年年底，刘结章被一家装修公司聘用，最近刚刚开始接“大工程”。他计划着拼命干几年，在长沙“把住的问题解决了”。他甚至已经了解到，在长沙郊区，最便宜的两室一厅大概需要40万元。

　　刚进城的时候，何玲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人都想“花几十万在城里买套小房子”。“只要给我十几万，回村就能盖一幢很好的房子了，宽敞明亮的。”那时她总是这样说。

　　可时间长了，她就发现村里和城里“太不一样了”。这种显著的差别，她最先是从孩子的身上发现的。每回到城里，儿子“就像很久没吃过饭一样，碗里的还没吃完，就要把桌上的全弄过来”，相比之下，从小在长沙生活的小女儿就淡定许多。她还留意到，城里七八岁的孩子见到大人“会主动喊叔叔阿姨好”，这一点，她的儿子从来学不会。

　　看到这些，何玲的想法“彻底改变”了。眼下，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城里买套房子，把分别留在自己和丈夫老家村里的大儿子、二儿子都接过来，一家五口住在一起，“不用东一个，西一个”。

　　“我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四平米，我还年轻，还有未来，还有希望。”刘结章这样对何玲说。这个年轻的男人一直相信，他能够“靠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往上面爬”。

　　不久前，他特意带妻子去参观一套自己正在装修的两居室。站在8楼的房子里，何玲打开了窗户。“那里的风凉飕飕的，还能看到长沙大片的风景。”何玲笑着回忆说。她总是幻想着，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要在房子里贴满温馨的墙纸，再放几盆鲜花；孩子们的卧室，要用“喜羊羊”来布置，而她与丈夫的卧室，一定要铺上印有大红色玫瑰花的床单。(记者 陈倩儿 庄庆鸿 实习生 谢宛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