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治国纲领 立足现实兼顾长远

　　中新社北京10月28日电 (记者 马海燕)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五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文在众人期待中出炉。

　　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本届四中全会主要议题，此间舆论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升成为国家纲领性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对建设法治中国既具现实意义，又有长远意义。

　　《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冯玉军认为，“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的里程碑。《决定》既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件，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决定》指出，为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其中，“以德治国”的再次提出备受关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告诉中新社记者，这与新一届领导集体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联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对儒家等传统文化的重视、对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新期待，“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刚柔并济，将使中国社会朝着更民主、和谐、文明的方向前进。

　　近17000字的《决定》中，80%的篇幅用于论述完善立法、依法行政、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加强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等六大任务。冯玉军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这六大任务直面中国法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亮点处处可见，既有原则性又有可操作性。

　　例如，在立法方面，强调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在司法领域，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等等，都是具体而又严格的规定。

　　此外，一些司法改革的具体举措，如关于《民法典》的编纂、关于扩大地方立法、关于最高院设立巡回法庭、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都将给司法公正带来新的面貌。

　　《决定》最后专辟一部分阐述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强调“党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提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冯玉军认为，在党和政府的决策文件中，把党的法规体系完善放在依法治国的语境里，这是第一次。党的法规体系与法律体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体现的是对政党内部的约束，后者体现的是对社会或者国家范围内普通行为的约束。这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党的行为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法律不仅要约束普通公民的行为，对党的行为也起到约束作用。这不仅体现出中共的规则意识更加强烈，同时也反映出中共更加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正如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言，“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这一点，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冯玉军表示，坚持党的领导是关键，坚持人民当家做主是本质，坚持依法治国是途径，正如《决定》所说，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在过去短短30多年间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尽管如此，在“人治”、“官本位”盛行的中国，依法治国在执行、监督、反贪腐等方面距离民众的期望还有很大距离。要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2050年全面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谢春涛认为，从今开始的另一个30多年，执政党还需要付出巨大决心和努力，落实的过程势必痛苦而艰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