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中国深受全球经济失衡之害(3)

　　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重灾区，主要是欧美；另外一部分是波及区，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危机重灾区的欧美经济复苏主要靠两种方法，一是分发货币，也就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在别的国家制造泡沫经济来实现他们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二是靠出口，也就是在全球需求的蛋糕不断缩小的情况下，美国要拿走更多。奥巴马提出来，5年美国的出口要翻番，要在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市场，每一个行业寸土必争，要打开对方的市场。这场危机也大大挤压了中国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促改革的时间和空间。

　　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从2007年开始每年要增加4000亿美金，中国要用大量的一般贸易的进口来弥补跨国公司加工贸易的顺差。在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中，贸易顺差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投资收益的比重持续上升，加工贸易的顺差是总顺差的135%，也就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顺差是总顺差的135%。美国用农产品平衡贸易。美国只有六七百万农民，中国有六亿农民，美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是有利于六七百万美国农民，但是它会伤害六亿中国农民的利益。这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冲击很大。

　　张燕生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失衡最大的受害者。在这个阶段，美国也出现了制造业持续下降，金融和房地产持续上升的结构性变化。虽然说美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的比重并没有下降，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并没有下降，但是它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从长周期的角度来讲，美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48年的22%，一直下降到现在的8%以下，美国的出口在世界出口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但是在全球三大网络东亚、欧洲和北美的对外金融资产结构中，美国的股权投资是最高的，它持有亚洲的股权投资高达71%，亚洲持有美国的股权投资只有14%，在中国将近4万亿美金的对外金融资产，股权投资只占6%—7%。

　　张燕生说：“我们的对外金融负债是三资企业的投资，它的资产净收益高达21%，可是我们要买10年期的美国国债，不算货币升值贬值的比例，也不算通胀的损利，名义回报也就只有3%。美国的出口并不仅是从美国出口，而是从全世界出口，它已经完成了美国的全球生产体系，就像它完成了全球的货币体系一样。”但是，张燕生说，“这场泡沫经济也害了美国。”

　　中国经济亟待转型

　　2010年10月15日，美国对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补贴政策启动301调查，对中国的风能、太阳能，高效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提出了301调查。中国和世界发生摩擦的工具，已经从前30年的反补贴、反取消、技术贸易壁垒和特殊保障措施，从这种常规性的贸易救济措施，开始转向了国内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政府采购、进口替代、环境标准和劳工权利。

　　张燕生说，虽然在这次危机中，中国仅仅是受到波及，但是从长期看中国面临着巨大问题。中国需要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从要素投入支撑的增长转变到要素生产率支撑的经济增长。

　　中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进入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阶段，现在可以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5千万人，多一点的说法是8千万人。若一年从农业、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1千万人，那么这种有限剩余的劳动力，10年内就会转移完毕。从薪水方面说，最低工资标准在浙江上升了60%，在上海上升了50%，在珠三角上升了30%到50%，在江苏上升了将近30%，并且这样的涨薪潮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另外，中国的要素成本也开始持续上升，比如油费、电费、气费和土地价格等等。

　　印度15岁到34岁的绝对人数比中国多，印度的工资和成本远低于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有大量的国际资本投资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一旦基础设施改善了，这将近4亿的印度年轻人就会参与国际分工，他们参与国际分工以后，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恐怕就要告一段落。

　　如何能够实现从过度消费劳动力的模式转变到集约化消费劳动的模式，从价格战转变到差异化战略，如何能够从模仿走向创新？张燕生认为，从技术创新方面讲中国在进行模式转变上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自主研发的能力很弱。从研发强度来讲，国企研发强度高于民营，民营研发强度高于外企。创新有三大体系，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像两弹一星，第二个是大企业层面的，如高铁大飞机，第三个层面是小企业层面的，这个层面上，我们整个的环境，对它们不支持。

　　第二个问题是创新资源最多的地方，像北京、上海并没有培养出一批能够挑大梁的自主型企业。而在市场竞争环境最好的浙江，民营企业想转型升级，突破头上的“天花板”却比登天都难。

　　第三个就是，韩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其技术贸易的作用是有限的，进口发挥了支配性的和主要的作用。我们前30年用市场换技术，以求得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然而直接的技术外销效果不显著。

　　中国经济转型，另一个急需做的事情是优化国际收支结构。张燕生说，当我国的经常项目在1993年以来持续顺差时，就代表了我国的实际资源长期的净流出，中国用资源生产的产品卖给别人，却没有换回同等数量的别人的实际资金。

　　他认为，应将中国近4万亿美金的对外金融资产进行再配置，持续提高我们的股权投资比重；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管理，合理外汇储备的规模是六千亿到八千亿，其他部分应该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剥离出来，放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长惠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