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可不可以理解为信息事先释放出来，对于同行来讲，可能大家达成一个默契，或者是共识，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讲的话，其实是对他的一个承受力的试探?
刘继峰：
会有这样一种因素，因为这样一种信息的散布，实际上还和具体这个事情做没做，还有一段距离，这个时候监管部门如果是基于反垄断法来介入的话，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们是不是有书面、口头，甚至沟通形式的证据。如果这一个证据找不到的话，很难认定他是一个串谋，但是这样一种单方的信息发布，客观上确实是造成了市场秩序的混乱。
主持人：
当信息发布出来之后，不管主动发布，还是怎么样传播开，确实发改委采取行动了，进行了约谈，而且联合利华也表示说，约谈之后，他们决定4月1日暂停涨价，我们怎么来分析发改委的举动?是及时刹车的行为?也有人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交到市场，让市场自己去把它消化掉，您怎么看?
刘继峰：
首先，我们说这样一种，即便我们现在认识不到它是一个串谋行为，那么就作为一种单方的信息发布事件来看的话，它的消极影响已经出来了，那么校正这种消极的影响的方法，可能有刚才您讲到的市场的方法，也可能有政府部门基于权力的介入，进行校正的方法。
主持人：
比如说我们单纯依靠市场消化会是怎么样?
刘继峰：
产生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消费去购买，提前储存，对于企业来说可能就清理了他的库存。那么如果说我们政府及时介入的话，可能这样一种现象就会被阻止，而且我个人以为，发改委这样一种做法，从介入的效果上来说，也是很有效的，从理论上来讲的话，这样一种介入其实是防止危险变成损害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先期的介入，虽然这时候我们把握不准，有哪些证据可以确实证明它就是构成了一个价格卡特尔。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危险，这时候发改委去介入，我觉得是合理的。
主持人：
您讲到的价格卡特尔可能需要给我们翻译一下?
刘继峰：
就是同业的竞争者相互之间，就价格、数量、地域划分联合起来，而且采取统一的行动。
主持人：
而且在现在物价都在慢慢地涨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发改委在日化这种涨价趋势当中，开始出出手，其实也是防微杜渐的做法。
刘继峰：
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期，尤其是近几年关于涨价问题特别敏感，而可能就是基于信息的不对称，最后造成一个虚假的涨价，但是在虚假涨价过程中，销售者获利了，所以对于涨的问题，确实是市场秩序的问题。
主持人：
当我们说到这儿，我在想，企业有没有委屈呢?比如说刚才企业代表确实说了，这些年他们没有涨价，而且随着正常市场发展趋势来看的话，涨价也是一个在所难免的事。
刘继峰：
其实我们不是反对企业涨价，我们要关注的是企业该如何涨价。如果说几大企业联合起来，占市场份额80%，他们要真正共同涨价，或者是大致相近的时间内去涨价的话，它的社会危害性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换一个角度来讲，单个企业基于它合理成本的增加，然后去进行涨价，这个我们是不反对的，企业毕竟要获取利润。
主持人：
从现在来看的话，4月1日的预期中的涨价没有发生，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乐观地说，这个涨价就会在一段时间内不发生呢?
刘继峰：
这个不一定，这个主要还要进一步去考察，是不是真的合理的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