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民工潮
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为农民向城市流动创造了体制条件和就业条件。经过了1978年—1984年农民工萌芽和乡镇企业蓬勃后，由于改革的深入不断打破原有的城乡壁垒，“民工潮”终于在1990年代在中国大地出现，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春运潮”。
民工潮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的集中释放。本期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具有典型意义的珠三角，投向在这里经历苦难和涅槃的中国农民工。
1989年，20岁的江西吉安人陈憨实绕道湖南，搭乘南下的京广线火车，没有出过远门的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大阵仗——— 农民工塞满了所有车厢，他怀抱着两个大袋子被挤在车门口，直到火车停靠在广州东站，他蹲了整整一夜——— 珠三角城市的中心广州出现了百万民工潮。
来到广州后，陈憨实发现操普通话的人还不占多数，经常受歧视，比如买东西时总要比本地人贵几毛钱。农民工的工作也非常难找，很多老乡必须向招工者行贿几十、上百块才有可能进入工厂打工。
人多厂少工作好难找张全收听到最多的是他们唉声叹气，因为工作实在难找。人多、工厂少，供给大过需求
198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河南上蔡县的农民工张全收跟朋友跑长途，来到特区深圳。这个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让他大开眼界，深圳的街头开始出现高楼大厦，街道上车水马龙。
当时，随着对外开放和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提出了新需求。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壁垒被突破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适时调整政策，开始逐步放松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
据统计，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骤增到3000万人。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新模式。
这一年的元宵节之夜，外省农民工已经塞满了广州火车站广场。先行一步的广东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为北方解放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成为盛行一时的口号。
但是接下来四年的风云变幻，让中国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云。经过1984年—1988年第一轮改革小高潮，中国的经济面临着所未有的困难。
此后，中国经济开始几年的治理整顿。国内、国际政治形势也是急转直下。1992年初，邓小平采取行动，视察了鄂、粤、沪、苏四省，继《深圳特区报》首推报道后，同年3月全中国的报纸铺天盖地，大幅照片以及大块文章标题全都是“满眼春”。最终，1992年的十四大扫除了前几年的阴霾：市场经济正式写入了中央文件，经济建设重回工作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