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南方，张全收和陈憨实都还没有出头。
1993年，中国第二轮经济开始勃发，张全收怀揣着梦想第二次来到深圳，他在火车站附近租房开了一家烩面馆。餐馆里，常常有一些河南老乡来吃饭。闲谈之中，张全收听到最多的是唉声叹气，因为工作实在难找。人多、工厂少，供给大过需求，所以必须向招工者行贿才能顺利进厂。
正因为如此，他的餐馆大多数时候是亏本经营，因为很多老乡赊账，有的吃完就一溜烟跑掉了，更有甚者一气之下把饭馆砸烂。而在广州一所学校当保卫的陈憨实经常被梅花派出所抽调出去“抓盲流”，他看到福今路上满地都是留宿街头的农民工，大部分没有找到工作。
但很快，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将他们席卷，珠三角成为农民工潮涌时期最重要的输入地。
一小时工资1.8元，工作还是不能丢回家过年的人，刚刚过了初一就想着回深圳，因为不愿丢掉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
1997年深圳经济发展已经如火如荼时，而妻子治病花光了张全收所有的积蓄。在上海扛了两月钢筋的张全收，决定第三次南下深圳，寻找机遇。
在车站当临时工的张全收，看到打工者到深圳乘车十分困难，他便有意观察个中缘由，看到外来的汽车随意停放，到处设站漫天要价，从而造成了当地交通秩序混乱，于是他找到平湖汽车站的站长，建议整顿秩序，对外来车辆实行统一管理。最终他说服了站长将秩序整顿得有条不紊，从此他便当上了平湖汽车站的“客运总经理”。
手中掌握车站的资源，张全收的住处成了河南农民工的集散地，看到老乡们一头雾水地扎进陌生的城市，他总是热心地张罗，帮他们找工作。但并不是每个老乡都那么顺利，“实在是人太多了，到了夜里路上根本挤不动。”1999年，有了一些经济基础的张全收，开始向实业进军，开办了深圳全顺玩具加工厂。
当时一个农民工一小时的工资是1.8元，即便如此，一年下来一个农民工的收入也赶得上老家10亩麦子地的全部收入。由于深圳“三来一补”企业用人季节性强，大批农民工每天都在担忧，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炒掉。而春节返家的人，刚刚过了初一就想着回到深圳，因为不愿丢掉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
2001年的一天，张全收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说自己的厂子赶工，时间太紧张了，问张全收能不能把工人借给他用。这次合作很顺利，张全收思来想去，觉得这样做，对自己和跟着自己干的农民工都比较有保障。
于是，张全收四处奔波，联系需要招工的厂子。这一联系，他发现当时的深圳还有不少工厂愿意通过这种“租工人”的方式用工。爱动脑筋的张全收又有了新点子。后面的故事便广为人知了，张全收成为了“农民工总司令”，连中央领导都知晓了大名鼎鼎的全顺人力资源公司，手下有一两万农民工，而他的身价早就超过了千万。
曾被深圳的建设速度惊呆了的张全收，当时根本想不到，自己只是随着迁徙大军落脚深圳的一个普通清贫的农民工，竟然引领出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工租赁公司。
盲流汹涌，一年一度“家朝圣”1990年代，中国农民工的潮涌，让春运成为每年世界上最大的人类迁徙活动
1997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几千万的农民工更多地选择铁路南下，从此“火车站”和“年关”成了与农民工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两个词汇。
已经转到一家报社当保卫的陈憨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在他的镜头里总是出现关于农民工的故事。1999年，广州中山大学对面的瑞保村一带的窝棚和鱼塘迅速消失，随之兴起了众多的制衣厂，城中村在广州几乎一夜间长在了很多角落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以及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城市就业矛盾加剧，一些城市政府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使许多农民工出现短期回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