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农民工：向招工者行贿才能进厂（图）(3)

　　从1990年代初开始，广东限制企业用工的节后一个月招工“六不准”等政策也相继出台，以减少春运的压力。到了1995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指出流动人口中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正当工作或经济收入的人员，即“盲目外出找工作或流浪乞讨人员”。

　　陈憨实和张全收发现，几乎每天都有很多“盲流”被抓进派出所。张全收的弟弟往来于河南和深圳输送农民工，也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扣，“我花了300块钱才把他赎出来”。转为摄影记者的陈憨实更是见证了广州火车站的混乱。“毒品泛滥，扒手横行，乌烟瘴气。”陈憨实说，“每天都有几千人在干坏事。”

　　因为流动人口实在太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加，很多农民工刚到广州便被偷得精光，甚至被引诱吸毒，慢慢开始学会偷窃，导致恶性循环。

　　但最能说明农民工潮涌的还是一年一度的“家朝圣”。2000年春节后，火车经过江西停在陈憨实身边时，所有车厢都像是装满沙丁鱼的罐头。他回忆说，火车乘务员不再打开车门，无奈之下的农民工打碎了玻璃窗户，车站调来大批军人，将他们一个个塞进车厢，到达广州时他的一双鞋不见了。

　　1990年代，中国农民工的潮涌，让春运成为每年世界上最大的人类迁徙活动。有很多年的年关，张全收都会俯视着让他发家的平湖汽车站，悲壮地落泪。“春运时，整个车站陷于混乱，那么多外出打工的，有的小孩在这里住几天，没有路费回家。有的车拉不满又没法走，饿得很难过，有的小女孩人家拿10块钱就跑出去跟人家睡一觉，多可怜，你说这多可怜，可就是没办法。”张全收说。

　　2006年后，他的企业做大了，发誓不再让他的员工遭遇这种痛苦。所以他春节前就像打仗一样，目的是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替他派遣到珠三角各厂的农民工追讨欠款，二是自己包车直接把1万多名农民工安全送回河南老家。

　　“我们老板组织车队回去，包车。个个都送到家里。他就怕员工有的买不到票坐不到车，上当受骗，所以他要把每个人安排到家。”全顺公司的副总经理赵伟说，有了这一年一次的“家朝圣”，农民工才不是背井离乡无处安身立命的流亡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憨实为化名)

　　参考资料

　　《中国统计年鉴》、凌文军《沉浮——— 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张全收从农民工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

　　□南方日报记者　赵洪杰

　　实习生　刘琰琰　发自深圳、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