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揭《钱学森》幕后故事：大病后力不从心

　　《钱学森》一书的幕后故事

    2010年12月11日，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99周年诞辰。为了纪念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我的长篇新著《钱学森》，并于12月10日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隆重的首发式。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在首发式上发表讲话：

　　当我看到叶永烈先生花费四年功夫写就的《钱学森》一书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当然，这本书无疑是叶永烈先生写的，但我却感到仿佛是我的论文，我写的书。说句不太文雅的话，我抚摸着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我的孩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四年前，我和叶永烈先生见面，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这本书，尽管我把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想得不少，但是实践证明，我把这本书的出版还是看得容易了。四年以来，叶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当然不客气地说，也有我——为这本书的面世而花费太多的精力。

　　钱永刚教授的简短讲话，大致勾勒了《钱学森》一书的创作历程以及他本人的“深度介入”，也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我最初对写钱学森很犹豫

　　对于我来说，这部65万字的《钱学森》无疑是一部重要的新著。这是我2008年11月11日在做了大手术之后，从死神那里挣脱之后所写的一部长篇。

　　那是2006年8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给我打来电话，说是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来上海，约明天晚上见面。我问江晓原教授，见面谈什么事情，他说不清楚，反正你就尽量去一下吧。

　　翌日傍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派车接江晓原和我，一起来到离交通大学不远的绍兴饭店。到了那里，我第一次与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见面。我从1979年起多次见过钱学森，我发现钱永刚酷似其父，甚至可以说是钱学森的“拷贝”。

　　那天在座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以及刚调来上海工作的韩建民博士，后来他担任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我跟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面。虽说1986年4月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我主编的《党政干部科技必读》，毕竟时过境迁，人事全非了。不过，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领导在场，我估计一定是要我写一本关于钱学森的书。

　　果真，席间钱永刚便提出，准备出一本图文并茂的《钱学森画传》，约我来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表示，上海交通大学是钱学森的母校，钱学森的著作很多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们自称是“钱学森著作出版基地”。面对如此热情的约稿，我表示感谢，并希望容我仔细考虑。

　　回家之后，我查了一下，关于钱学森的各种各样的传记已经不下10种(诚然这些书中往往掺有许多编造的假故事，真正有分量的钱学森传记可以说还没有)。

　　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当时钱学森健在，但是他拒绝采访。钱学森反对在生前写传记，而且极少接受媒体采访。钱学森的这一态度，并不始于他成为“两弹一星”元勋之后，而是早在1950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说过：“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传记)，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我至今仍以为钱学森这种对待传记的态度是错误的。钱学森在晚年有的是时间，如果能够接受采访，为后世留下一部信史，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曾经公开批评过活了106岁的宋美龄不愿写回忆录，认为她无端带走了一部中国现代史。须知，历史老人们头脑中的珍贵记忆，并不是他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此外，写钱学森传，对于我来说带有杀“回马枪”、走回头路的味道。我只在早年写过一系列科学家传记。记得，在1980年代初，我担任上海市科协常委、中国科协委员，有机会接触许多中国一流的科学家，我多次采访过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采访过中国遗传学泰斗谈家桢院士，采访过断手再植之父陈中伟院士，采访过著名化学家汪猷院士……但是后来我转向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写作，我所写的大都是中共高层政治人物，已经不再写科学家了。所以关于《钱学森画传》的写作，也就“拖”在那里。我想，如果他们找到更合适的作者人选，就让别人去写。

　　大病之后力不从心

　　由于我最初并不打算写钱学森，所以《钱学森画传》的写作计划，也就搁了下来。一搁就搁了两年多。

　　2008年11月7日，久无联络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突然来电，约我第二天一起晚餐，就《钱学森画传》的写作交换意见。

　　他的电话，打的不是时候。当时我的生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上海肿瘤医院病房里，马上要动一次切除大手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能否活下来，所以那几天正忙于写遗嘱。但是我又不便直接把病况告诉张天蔚，借故推掉了。

　　手术前的几个月，我处于最忙碌的时刻，我赶紧整理完我的一批著作，交给出版社，以免手术时有个三长两短，让这批著作“烂”在我的电脑中。

　　我是一个从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我的病情，连小儿子都没有告知，怕他得知之后会从美国赶来，影响他的工作。我只在进开刀房的前些天，才告知长子。果真长子一家要从台北赶来，我坚持只让长子在2008年11月11日我开刀那天来上海，以便在我万一遭遇不幸时能够照料我的妻子。此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报告我的所在单位——上海作家协会)。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上海肿瘤医院的重视，成立三人治疗小组，副院长叶定伟教授亲自为我的手术主刀，我从外科手术台上拣回一条命。

　　大夫劝我务必好好静养。在我的伤口刚刚拆线、橡皮膏尚未取掉的时候，2008年12月2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再度来电，希望见面谈《钱学森画传》写作事宜，我又找借口推掉了。

　　长子、长媳为了使我和妻得到休息，请我们到台北住了些日子。长子、长媳都劝我从此“封笔”。我却如同母亲所言，属于“劳碌命”，我依然不停地写作，依旧是“拼命三郎”本色。

　　由于我再三推托写《钱学森画传》，不明原因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似乎着急了。2009年2月23日，张天蔚又来电，希望晚上一起聚一下，地点就选在我家附近的餐馆。当晚，张天蔚、韩建民与我见面，除了约写《钱学森画传》之外，还增加了新的任务——写作“书房的故事”。我以为，“书房的故事”的这一选题很好，回来之后草就《历史在这里沉思——“沉思斋”的故事》写作提纲。

　　由于写作《历史在这里沉思——“沉思斋”的故事》不用外出采访，我决定先写这本书，所以就把《钱学森画传》再度搁在一边。我以“疯狂”的速度，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在2009年3月10日用电子邮件发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刘佩英。翌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来电，约晚宴。我知道肯定是要谈《钱学森画传》的写作，又一次借故推辞了。这是因为我大病初愈，而写作《钱学森画传》按照我的写作习惯必须做大量的采访，以掌握第一手资料，我已经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