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揭《钱学森》幕后故事：大病后力不从心(3)

　　《走近钱学森》受到广泛关注

　　我做事快手快脚。我启动《钱学森画传》的写作，实际上是在2009年6月，以3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钱学森画传》。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兑现了对钱永刚的承诺。2009年10月13日我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签订《钱学森画传》出版合同，并把《钱学森画传》电子文本交给责任编辑刘佩英。

　　《钱学森画传》这书名，由于带一个“传”字，出版社以为要改一下。于是，一度改为《中国首席科学家——钱学森》，钱永刚以为“首席”两字会招来别的科学家的议论，不妥。我决定把书名改为《走近钱学森》，因为本书的主要读者定位为年轻人，这本书是让年轻读者“走近钱学森”。

　　2009年10月31日中午，我接到北京朋友电话，告知钱学森去世。我起初将信将疑，因为此前曾经几度传出钱学森去世的假消息，所以赶紧上网查找，看到新华社发的消息，相信了。马上致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韩社长。他们正在厦门出席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知道这一消息，表示立即抓紧出版《走近钱学森》。我赶写了《万众送别科学巨星》一节，记述钱学森的去世，补入《走近钱学森》。在钱学森去世不到一个月，2009年11月30日，42万字的《走近钱学森》就印出来了。

　　《走近钱学森》的出版，正好赶上钱学森去世这个关键点上，所以中央电视台在一频道的新闻联播以及四频道的中国新闻中都播出《走近钱学森》首发式的新闻，在当时造成很大的轰动效应。

　　不过，对于《走近钱学森》一书我并不满意。在《走近钱学森》的后记以及首发式上，我都表示将做更深入的采访，以写出一部更有分量的钱学森传记，即《钱学森全传》。

　　在北京进行密集性采访

　　钱永刚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直惦记着我所说的“一部有分量的钱学森传记”的写作。

　　2010年3月20日，刘佩英来我家，商谈《钱学森全传》出版事宜。她告知，出版社希望在钱学森去世一周年之际出版。考虑到总装备部在组织写一部“官方版”的《钱学森传》，我这本《钱学森全传》只得改名为《钱学森》。

　　虽然刘佩英没有明说，我猜测钱永刚最近会来上海，她是来打前站的。

　　果然，2010年3月25日傍晚，刘佩英驾车来接我和妻前往上海余庆路逸雅轩，钱永刚和张天蔚在那里等我。我送钱永刚及刘佩英各一册香港版《解密钱学森》。那个夜晚，谈定了《钱学森》的写作计划，初步决定5月上旬我去北京采访，还细谈了钱学森的“万斤亩”问题。

　　2010年4月27日，我刚刚从四川成都结束全国图书博览会的活动回到上海，便收到钱永刚的电子邮件，非常详细地开列了在北京需要做补充采访的名单以及联系方式。钱永刚做事，像他父亲那样认真、细致，看了那张采访名单，我一目了然。

　　2010年5月11日，我与妻从上海飞往北京，进行了密集性的采访。除了钱永刚开列的采访名单上的人物之外，我还补充采访了钱月华、柳鸣、任新民等多位与钱学森关系密切的人。使我特别感动的是，90岁的钱月华、91岁的李佩、93岁的李锐、95岁的任新民等众多耄耋之年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人士均接受了我的采访。

　　这次在北京采访，每日早出晚归，北至昌平，西至玉泉路，东至三里屯，南至广渠门。差不多我和妻每天总是最早进入自助餐厅吃早餐，然后像上班族一样出发，踏上一天的采访之路。中午在采访地点附近找个饭店吃饭，然后继续下午的行程。在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在北京做这样密集性、大工作量的采访。对于已经进入“古稀”之年而且开了大刀的我来说，如此高负荷的采访则显得艰辛。我一边采访，一边笔记，用光一本厚厚的采访笔记本，又临时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每天晚上，我要整理笔记，把采访录音(为了防止意外，我用两台数码录音机同时录音)输入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每天晚上要与钱永刚通一次电话，告知采访情况，请教相关问题。另外，要与翌日的采访对象通话，落实采访地点和时间。

　　《钱学森》一书完稿

　　我从北京采访所得的书刊、文件，放满了一个箱子。

　　在《钱学森》中，我不回避关于钱学森的种种所谓“敏感问题”。钱学森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回国之后正是中国政治运动的“多产岁月”。钱学森也不得不在“大鸣大放”中与秘书互贴大字报，在“四清”运动中在工厂车间里坐在小马扎上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在“文革”中写《关于空间技术名词统一问题》那样的纯粹科学技术文件时也不能不写上一段“最高指示”……离开了当年的政治环境，就很难理解这样的“中国特色”的细节。

　　我写及钱学森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两难境地。他作为中国科学界的头面人物，一方面不能不在各种会议上对“反右派斗争”作应景式的表态，一方面又出自内心对于与他同龄、同样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导弹专家徐璋本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甚至多次帮助因徐璋本被捕而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徐璋本夫人。我也写及钱学森在“文革”中的迷茫。在那动乱的岁月，钱学森一方面要尽力排除“文革”对他所领导的“两弹一星”事业的严重干扰，一方面对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少将、卫星专家赵九章教授、导弹专家姚桐斌教授的非正常死亡表示深切的关注，尤其是对当年力劝他回国的资深的中共党员罗沛霖居然被打成“特嫌”而被捕难以置信……

　　《钱学森》终于如期完成。《钱学森》是在《走近钱学森》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这次修改了近百处，增加了许多内容，全书约70万多字。《钱学森》成为一本丰富、翔实的钱学森传记，我算是大体上满意了。

　　《钱学森》完成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就用我的电子文本打印出清样。跟《走近钱学森》一样，送交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