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揭《钱学森》幕后故事：大病后力不从心(2)

　　开弓没有回头箭

　　2009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来电告知，说星期日(4月12日)上午与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到我家拜访。这下子，我无法推托。看样子，《钱学森画传》一书是非写不可了。

　　2009年4月12日，按照原先的约定，上海交通大学总编辑张天蔚、编辑刘佩英陪同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来到我家，谈《钱学森画传》写作事宜。钱永刚很热情，使我感动。就这样，我当场正式承诺写作《钱学森画传》。

　　2009年5月16日，我应约一早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在校门口遇钱学森秘书顾吉环，一起到董浩云纪念馆，在那里与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天蔚、编辑刘佩英，一起研究《钱学森画传》写作事宜。钱永刚送我一整套10卷本《钱学森书信》。然后，钱永刚陪我到包兆龙图书馆12楼、19楼参观从北京运来的钱学森资料、实物，钱永刚亲自讲解，非常认真。中午，在交大餐厅就餐，继续与钱永刚交谈。直到下午1：30，张天蔚开车送我回家。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这个人做事，要么不答应，而一旦答应则必定认认真真去做，即所谓“言必行，行必果”。我既然承诺写作《钱学森画传》，就开始着手准备。

　　我写钱学森的三条“准则”

　　虽然创口仍然隐隐作痛，2009年6月13日我踏上旅途，开始前往钱学森故乡杭州的采访……我一边采访，一边写作，很快进入了“角色”。

　　我与钱学森有过多次交往。1979年2月23日，钱学森出差来到上海，我应约到他所下榻的延安饭店。当时，我担任电影《向宇宙进军》的导演，拍摄的内容正是钱学森“管辖”的范围。钱学森一身军装。进屋之后，摘掉军帽，显出开阔光亮的前额。他微笑着与我握手，眼角皱起了鱼尾纹。一边谈话，我一边作详细的笔记。翌日，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出8000多字的记录，并交打字员打字，向电影厂领导汇报。我一直保存着那份打字稿。

　　此后，在拍摄电影期间，跟钱学森有了许多接触。《向宇宙进军》分三集，每集半小时，总共一个半小时。其中第三集是《载人航天》，经钱学森批准，我率摄制组来到当时绝密的航天员训练基地拍摄。

　　后来我当选中国科协委员，钱学森是中国科协副主席，在开会时跟他也有所接触。

　　1980年6月17日，上海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时失踪，我奉命从上海赶往乌鲁木齐。当我要求进入罗布泊时，却因那里是核基地而未能准行。我请新疆军区致电国防科委，得到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的批准，我终于得以进入罗布泊……

　　在我写作《钱学森画传》时，脑海中不时浮现钱学森的形象。

　　我确立了写作《钱学森画传》的三条“准则”：

　　一是钱学森本人很少谈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因此也就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关于他的讹传随之流传，其中不少是“真名人，假故事”。我在写作《钱学森画传》时不得不担负起“考证”史实的任务，期望本书能够清除这些虚构、胡编的污垢。

　　二是这本书以广大年轻读者为主要阅读对象，让“70后”、“80后”、“90后”们了解钱学森是怎么走过来的，“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的共和国是怎么走过来的。

　　三是虽然“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涉及种种艰深的科学原理，这本书却力求用明白而流畅的语言使每一个读者都能读懂。我希望能够写出一个平实可信的钱学森，坚持用事实说话。即使是对于钱学森的种种争议，也尽量用中肯、如实的文字向读者说清楚、道明白内中的来龙去脉，但不作“裁判”。

　　此外，书中没有“火箭之父”、“导弹之父”之类颂扬性的称谓，钱学森本人也不喜欢对他的不实赞美。“知识就是力量”和“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是贯穿全书的主旋律。

　　钱学森的一生，如同一部中国的“两弹一星”发展史。这本书主要当然是写钱学森的生平，但是也写以钱学森为主“两弹一星”群体。正如钱学森本人再三强调的，“两弹一星”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以我在着力刻画钱学森的形象的同时，也旁及“两弹一星”的统帅聂荣臻元帅、恳请钱学森“出山”的陈赓大将、钱学森的挚友郭永怀、钱学森手下三员“大将”——任新民、孙家栋和王永志……此外，还注意勾画与钱学森人生道路有着密切关联的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其中包括其父亲钱均夫、导师冯·卡门、夫人蒋英、堂弟钱学榘等。我还注意勾画美国海军次长丹·金波尔、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钱学森好友弗兰克·E·马勃各自的鲜明个性。这样的众星拱月式的表述方式，会有助于读者对于钱学森传奇人生的更深理解。

　　2009年9月2日，我来到北京，钱永刚前来宾馆看我，把数百张钱学森照片从手提电脑中当场拷贝到我的U盘里，这样解决了《钱学森画传》的“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