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说《古炉》：太明确主旨会缩小作品的内涵

　　贾平凹说《古炉》

　　太明确的主旨会缩小作品的内涵

　　孙：这本书是您小时候的记忆，书的冬去春来六章也显示出它只截取了“文革”的一个阶段。封底印了几个字：十年浩劫，民族史诗。而同样出现在封底的您的那段话也在力图表明，这个有着烧瓷传统的古炉村，是有着整个中国的意涵的。如果您的写作就是一个史诗性的写作，其史诗追求又朝着什么方向努力？

　　贾：《古炉》是小说，是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绝不是大事记或纪实的东西，用不着把十年过程写下来。至于史诗，我写作时没有这个概念。其实，十年“文革”，是现在人的提法，是指1966年到毛主席逝世，真正以群众运动形式爆发的是初期几年。《古炉》就是写那一段的乡村生活的。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我做过许多追究，但在实施小说写作的过程中，这一切追究都应该退后，观念得渗透于生活的事实里，要呈现的是鲜活的生活。《古炉》的用力在于“文革”产生的社会层面。“文革”在上层，或许有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但到了社会的基层，尤其偏远的山村，就都是些人与人的矛盾纠结，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基础，是“文革”的土壤，也是我写《古炉》的兴趣所在。

　　孙：看完《古炉》，到底发生了多少重大事件，我并没有特别记住，但那些生活细节，却把我绊得走不出古炉村。您把古炉村百十来户人家都写到了，住在哪条巷，有几口子人，家里又是怎样布局的。群戏难写，您是怎样驾驭这一村人，让他们在读者面前晃动，而又不显得人物混乱、笔法凌乱？

　　贾：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伦理，写人性的，要写得有温度、有气味，没有细节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文革”中的山村当然不能像大城市那样不断有政治事件发生，它就是学生串连，破四旧，批斗走资派，四类分子，然后武斗这些事，而这些事又都和家族势力、个人恩怨搅和在一起。我要叙述的就是这样的琐碎的日子，这些琐碎日子里其实正包含着乡村的灵魂，弥漫着我要表达的东西。这种以细节的趣味推进生活的写法初看或局部看可能并没有什么，但看完后，整体的感觉就有了。我之所以强调阅读要静下心去读，不能翻着看故事情节，不能像看电视连续剧，原因也在这里。

　　当然，这种写法也是非常费劲的，你必须特别熟悉那种环境，那环境中的人和事，又特别讲究布局和节奏，否则就人物混乱笔法凌乱，不堪卒谈。做这种试验，我也是从《废都》开始有些意识，经过《高老庄》、《秦腔》，才走到这一步。

　　孙：同样的“文革”题材作品，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极尽荒诞，而有的小说撕心裂肺地痛。您的《古炉》读来，却是文火慢炖。强烈的风格化写作，好像是您拒绝的，这是不是从《秦腔》以后认定的写作之路：让小说更接近生活的本身？

　　贾：我曾经说过，有各种小说，有各种写法呀，我接触过一些电影摄影师，有的是竭力强调构图、色彩，处处在提醒观众：这是我拍摄的！有的是竭力隐藏自己，让人看不到摄影师存在，似乎生活就是这样进行着。我是喜欢后一种的。小说肯定有思想的，有观念的，我的意识里，这种思想和观念都不能显露出来，主旨一明确，内涵反倒小了。生活的丰富性会使你的主旨扩大，产生多义，而多义了使作品耐读，有长久性。

　　孙：《古炉》中，我注意到一些名词，您也尽量回避它的官称，而使用陕西方言。比如鸽子，在书中是扑鸽。吃烟您说抽烟。谁谁谁“瓷”在那里。是这样的语言让您游刃有余，还是您在有意识为中国语言保留一些最原始又最生动的东西？

　　贾：小说我基本上以陕西话来写的，太方言的我也做些更改，但原则是即使异地的读者不完全顺口，却一定要能领会意思。有人说《古炉》中的人名太土了，其实并不土呀，比如杏开、水皮、霸槽、看星、天布、半香、田芽、戴花等等，是土中的洋叫法呀。北方语系是可以直接进入作品的，这是北方话比南方话的优势，尤其陕西方言，看似土，可都是上古语言在民间的散落，如你所提到那个“瓷”，就非常雅呀。现在的普通话便于流传，而一些地方方言更具有生动性，把它尽量保存下来，也是丰富呀。

　　孙：《古炉》主要是通过狗尿苔这个人物的眼睛来看世界。狗尿苔出身不好，但天赋异禀，大事来之前能闻得出特殊气味。他能懂鸟言兽语，因而可以逃离到他所构建的童话乐园中去。所谓卑贱者最聪明。您的作品非常喜欢选这样的人作为叙述视角。

　　贾：我是喜欢狗尿苔的，他的生存环境，他的出身，他的年龄正好与我在“文革”中情况近似，我能理解和把握住这个人物。人境逼仄，想象才可天涯呀。古炉的山水极其美丽，人却在是非着，病着，狗尿苔应该是委屈又天真的，他是那个岁月里的善良。他在小说中是个叙述角度，以他进入小说，利于结构。

　　孙：说是贾平凹写“文革”，很多人都期望，您能对“文革”的反思更深刻、全面，或者说更力透纸背一些。但读后我觉得，您隐在善人、蚕婆与狗尿苔三人背后的一些表达，并没有提供更多新鲜的说道。反而是善人作为乡间智者，在那个年代，耐心而又无力地反复说着那些朴素道理，几近于天地间独语的意象，是一个非常好的隐喻。看他说话，我特别能想到“人有病，天知否”这样的诗句。如果让您概括自己书写这段乡村生活四年以来的真实心境，到底是怎样的？

　　贾：对“文革”作全面的结论，可能有国际背景上的问题，有政线之争问题，有领导人个人问题，有社会贫困问题，有民主自由问题，有干部作风问题，有民间积怨问题等等等等，那是历史学家的事，小说是无法全面完成的，小说只感兴趣人性层面。小说中的善人、蚕婆、狗尿苔，他们是善良着，温暖着，隐忍着，这就是那些岁月中的光亮所在。小说中之所以让善人不停地为人说病，说他那些道理，目的就是呼唤着社会的和谐，人的富裕和尊严。这也是我要写这部小说和写这部小说过程中的真实心境。孙小宁 F107

　　走不出的《古炉》村

　　孙小宁

　　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正好是春节前后)，读贾平凹的《古炉》。那感觉仍是一个字：累，且过瘾。不是60多万字的篇幅叫人累，而是那细节的绵密让你深陷其中，深感自己快要走不出那个古炉村。因为你无法预知从村里的哪个巷子，会有一个宛如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中的人物走出来，向你说着隔夜的事。或者两个人在田间村头说着家长里短，可能又突然吵了起来。所有故事的线索都埋在这些看似如生活本身的进程之间，以至于我不得不在这些散溢的细节中刻意寻找那些特定年代的关键词，揣测古炉村的故事，到底又进行到了“文革”的哪一年。明确的年份当然是注明过的，但是请原谅我无法在67万字的小说阅读中还能过目不忘。我的耳畔尽是些陕西方言，不是《武林外传》中风流妩媚的老板娘的陕西腔，而是我奶奶那一代才会说出的那种，土得能掉出渣来的陕西话。这一方面让我耽溺，另一方面又生出担心，是否没有陕西方言基础的读者，也能和我一样，因为语言，而对这部小说产生过瘾的感觉。

　　写有关“文革”的题材，已经不是一件新事，但是对贾平凹这样的作家，怎么处理这个题材，却是一件颇值得期待的事。年初，在没有接触到作品的情况下，《古炉》就被专家与媒体同时推举为2011年最值得期待的十本书，也就反映了这一点。现在看来，这依旧是一部有他一贯风格的作品，那是在《秦腔》之后几乎可以认定成贾平凹标签的东西：细节绵密，人物众多，事件大大小小，大的事件也因为嵌进了诸多古炉村的生活细节，而有了古炉村特有的声色、氛围、转折与收场。他说，这是他少年时代的记忆。于是我们记住了这么一个古炉村：它曾经留下烧瓷的技艺，而到“文革”中，能烧上品瓷器的技艺业已失传。百来十户人家，巷陌交错，村口有石狮子，村外有莲水池、窑坊，山上有山神庙，公路边还有间补胎、钉鞋的小木屋……有会剪窗花、经常把头发窝子塞进墙缝给孙子换炝锅糖吃的蚕婆，有会说病但却越来越无人倾听的善人，有走村串巷的货郎担，有不甘于人下的霸槽以及美丽的杏开，还有能听懂鸟语兽言的狗尿苔。看着他们生活、恋爱、劳作、拌嘴，随着外面世界的风起云涌转换着心思，变换着角色，会为这个美丽的古炉村生出叹息——没有哪块地方可以成为净土，人心里的魔，一旦遇着特定环境的催生，就会变得连自己都不可认识……

　　小说有冬去春来又一春的六章，但是，我是在读到又一个冬部(即第五章时)，才渐渐感到那隐隐的血腥味道袭来。在这之前，古炉村的生活虽然在改变，但是迷人的日常生活韵味仍旧是古炉村的主色。但是我始终记得之前的期待：对于这么一段令一个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历程，贾平凹还能反思出什么？

　　现在看来，要轻易地在字里行间捕捉这种思考，仍然是困难的。因为贾平凹，越来越不想把有些东西明确地彰显出来。我甚至觉得，他所耐心铺衍的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把那些本应显得紧张激烈、构成情节冲突的“文革”大事件，变得不那么剑拔弩张了。

　　所以，虽然是写“文革”，但《古炉》却是一本没有火气的书。它用日常生活撑起并填满的篇幅，你用任何小说观念或者通过阅读所形成的对“文革”的认知去衡量与评说，都不可能全部收纳其中。绵里藏针，困惑的有时是，你摸不到那根针。

　　面对《古炉》，我得承认，采访是一件尴尬的事。因为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思路与理念的提取，它可以貌似尖锐，但是却很可能碰到一团棉花上。

　　的确，他抛出的答案，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古炉》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读的，还得用上你的味觉、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