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发现，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的照片终于“大团圆”。
斯内夫利特赴苏俄的护照和签证页。
1922年，马林将共产国际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指令（打印在白色丝绸上）缝在衬衣内带到中国来。
“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接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
这是一则1920年荷兰驻华公使发给英国驻华公使的函电，文中提到的斯内夫利特就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九十年前，在神州大地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两位外国人吸引了与会者的眼球，他们正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英荷公使“劫持”马林
马林年近四十，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戴着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前额开阔，显示出知识分子的风度。
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十分关注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筹建工作。为了加强对华工作，有在殖民地国家工作经验的马林在1920年8月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任为驻中国代表。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他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怀有朴素的同情心，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积极参加了印尼人民反对宗主国的斗争和印尼共产党的创立。1913年他赴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通过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4年成立）与伊斯兰联盟合作，为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1918年，他被荷属东印度驱逐出境，回荷兰后，即作为荷属东印度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因其在殖民地工作的经历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鉴于在印尼开展革命运动时积累了较丰富的活动经验，他被列宁和共产党派到中国开展革命活动。
1921年3月，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马林从莫斯科经欧洲来华。
早在马林动身来华前，英、荷等国就互相交换情报，力图阻挠他来华。1920年12月10日，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便已致函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维廉亚梅斯，提及了这位行动诡秘的斯内夫利特先生。公函这样写道：
“北京荷兰公使
欧登科先生阁下
亲爱的同仁：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在荷属东印度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
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二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申请英国签证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将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
艾斯敦”
第二天，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介绍了斯内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远东的使命。公函全文如下：
“北京 比尔比·艾斯敦
爵士 公使阁下
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回复阁下的便笺，仅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接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复函。
如果我能够给你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定会非常高兴地向你提供。
你忠实的
欧登科”
1921年4月上旬，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时，那里的警察也警惕地关注着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并将其逮捕，但6天后即获释。维也纳警方将马林驱逐出境，并把他的护照交给外交部，向马林将去的国家和地区发了通告。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乘阿奎利亚号轮船到达上海。此时马林年近四十，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戴着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前额开阔，显示出知识分子的风度。到达上海后，他下榻在东方饭店32号房间。第二天，他化名安德莱森，到荷兰驻上海领事馆办手续，并以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记者的身份开展活动。
补白
马林衬衫上的“尚方宝剑”
1921年12月10日，在张太雷的陪同下，马林经湖南到桂林的孙中山大本营，在那里停留了10天。他写道：“这次南方之行是我在中国最重要的时期，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
1922年初，从广州返回上海后，马林就劝说中共领导人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加入国民党”。但此建议遭到党内大多数人，尤其是陈独秀的激烈反对。
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马林回到莫斯科，于1922年7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反映中国情况的报告，党内合作的提议被采纳。共产国际把一份密令打印在他的衬衫上：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这是一张允许马林随意填写内容的空白支票，也成为马林的“尚方宝剑”。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就国共合作形式问题展开讨论。马林旧话重提，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也再度引起群体反对。他一揭开衣服纽扣，亮出“尚方宝剑”，反对者顿时哑口无言。 赵莹莹
主要参考文献
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中国回忆录1921-1927》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一大”前后》（一、二）
《包惠僧回忆录》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
尼科尔斯基建议中共重视工运
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共应当重视工人运动。
几乎在马林到达上海的同时，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比马林早几天到达了上海。尼科尔斯基生于1898年，1920年到1921年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机关做行政工作。不久，他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来中国，赴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他在中国同马林一起工作到1921年12月初被召回伊尔库茨克。
到达上海后，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很快与李达和李汉俊等上海早期党组织负责人建立了工作联系。通过交谈，他们得知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和济南等大中城市已经或正在建立党的组织，并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和初期工人运动。马林根据上述情况，确认中国成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便提出了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的建议。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先后讲了话，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马林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接着，马林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以及他在爪哇建立共产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因而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尼科尔斯基致辞比较简单。他在向中共一大的召开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发电报，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此外，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共应当重视工人运动。
补白
神秘的“一大”参与者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
张国焘口中的“尼科罗夫斯基”，就是尼科尔斯基。
1921年6月，尼科尔斯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派遣，到上海接替维经斯基在中国的工作。马林是他的助手，“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从不独自工作”。可在中共“一大”上，这位年轻、仅仅懂一点英语的书记处代表，却给与会者留下了“助手”的印象，大家将更多的兴趣放在了“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马林身上，而对尼科尔斯基知之甚少。
实际上，关于尼科尔斯基本人，即使在苏联的历史研究中，也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在档案史料中找到任何更加准确的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材料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直到2006年，苏联历史学家卡尔图诺娃博士，才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找到了尼科尔斯基的资料，得以勾勒出这位中共“一大”参加者的全貌。 赵莹莹 J201
马林和陈独秀不打不成交
“向马林汇报，在陈独秀是一件不愉快的工作。所以陈独秀汇报了一次，第二次他就不去了。后来他大发牛性，要对马林等闹独立。”
马林来华不久，在与当时主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的李汉俊、李达会晤时，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伸手向他们要工作报告。他说，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李汉俊和李达因拿不出工作报告颇感难堪，听了马林的话后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这样，马林同李汉俊、李达的关系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陈独秀不能在广州做官，要把他请到上海来，“重新布置党的工作”。陈独秀于1921年8月回到上海后，便与马林接连谈了两次，但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以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飞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马林和陈独秀当时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经济援助；其次，是否应当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第三，则表现在马林派张太雷出使日本的问题上。1921年秋，马林接到共产国际关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后，便派张太雷去日本通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选派代表出席会议。张太雷遵守马林要他严守秘密的指示，未向中共中央报告便去了日本。这件事使陈独秀十分愤怒，认为这种做法“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他“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国际代表职务”。
所有这一切，在马林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只不过是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办事，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这种做法却伤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使他们无法接受，甚至感到愤怒。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史上的这段小插曲，从某种方面来说也暴露了共产国际组织制度上的缺陷。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时，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入狱，引起各界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马林闻讯后也运用各种关系展开营救，终于打通了从总巡捕到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花重金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由于金钱和巴和律师辩护的作用，10月26日，陈独秀获释。
陈独秀出狱当天，张太雷即来到陈独秀住宅，转达了马林恳切的慰问，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独秀对张太雷说：“请转告马林同志，我一两天后再约他会谈”，并表示将负起总书记之责。这样，两人以前的一切争执，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
补白
卖掉沙皇珠宝支援世界革命
为了推动各国革命，苏俄新政权在历经战乱、民众仍处严重饥馑的困难局面中，仍倾尽国力，甚至不惜秘密变卖沙皇及俄国贵族的各种金银财宝，以筹集援助他国革命党人的巨额经费。
据文史专家蓝英年在《“第三国际”的一笔糊涂账》一文中考证，俄国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保存了部分共产国际的档案。据档案记载：一九一九年三月，即共产国际成立的那个月，联共就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100万卢布；五月，300万卢布，数字一直攀升到1000万卢布。从四月到八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联共那里收到640万卢布，从列宁秘密基金中收到价值352万的贵重物品，从国家银行先后收到8000和5万瑞士和奥地利克朗，12.5万和7.73万德国和芬兰马克。秋天，斯堪的纳维亚局从执委会收到100万卢布和价值6万克朗的珍宝。珍宝就是镶嵌大祖母绿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的首饰和从5克拉到20克拉重的钻石以及贵妇人的装饰品。
而从中共二大、三大前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的相关报告里，也可以了解到，中共初创时对共产国际经费上的依赖程度有多大。陈独秀在报告里讲，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和1923年上半年，从共产国际得到关于党的活动经费一项，就分别是16655元和15000元。而中共自己除1921年前后自筹到1000余元外，再无其他款项入账。 赵莹莹
（黄修荣：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主任；黄黎，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展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