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舰务官
1948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之后，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了一片。青岛在整个山东半岛上已经成了国民党统治的一座孤城。明里，南京和青岛的国民党当局都在叫嚣着“死守青岛”、“反攻”；暗里，停泊在青岛港内的数十艘国民党海军军舰却收到了电令：做好撤离南下的一切准备。
敌人要跑？这让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几个人有些措手不及。
要知道，国民党海军的军舰一旦离开了青岛港，之前所有的工作就前功尽弃，以后再进行策反、起义，哪怕是基本的情报工作都会更加艰难。
几个人碰头商量了两个临机行动方案，并通过陈坤全上报了青岛市委。
第一个方案，就是炸沉黄安舰。
当时，青岛的船厂位于青岛港的小港内，小港是个蟹钳形的港湾，出口处仅百十米宽。黄安舰横着身子沉到这个出口，就能把在码头的十几艘舰艇全部封在港内，成为瓮中之鳖。不过，敌人很快会进行打捞、清障，黄安舰这样“破釜沉舟”至多维持一个月左右。所以，他们要确切知道解放军能不能在一个月内解放青岛。
第二个方案则是着手组织黄安舰起义。这三个地下工作者虽然早抱着这样的目的，但仅凭他们三个，根本不可能控制这艘军舰。
很快，青岛市委的指示传达回来，何时解放青岛属军事机密，炸沉黄安舰的设想被坚决否定。上级要求他们立即开始组织黄安舰起义的工作，寻机把军舰开赴解放区，并强调，“人民解放军也要有自己的海军”。
任务一下子变得紧急起来。
张大发告诉记者，黄安舰要起义的话，那么起义人员至少要控制住三个部门：操控整艘军舰的航海部、提供动力的轮机部、掌握武器的枪炮部。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都在枪炮部，要想起义成功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当务之急是迅速扩大黄安舰上的革命力量。王子良提出了第一个发展目标：舰务官鞠庆珍。
舰务官是军舰上职务仅次于舰长、副舰长的三号人物。黄安舰的这位舰务官在1948年9月刚刚上任。来舰报到后却很少见他上舰，行踪颇为神秘。王子良听说，是因为鞠庆珍的哥哥被国民党逮捕了，他在东奔西走地找关系营救。而这位哥哥被捕的罪名是“通共”。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鞠庆珍很可能也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或倾向革命，具有策反可能，把他争取过来，最关键的航海部也在起义人员掌握之下了。
但是，舰务官毕竟是黄安舰上的上层人物，必须谨慎行事。巧合的是，孙露山是鞠庆珍的老乡，刘增厚也和鞠庆珍早就相识，于是，这两个人就以老乡、老朋友的身份接近鞠庆珍，并积极协助他营救哥哥。
鞠庆珍的哥哥鞠庆玺确实“通共”。 1948年8月，鞠庆玺谋划炮艇起义时被属下告发，遭到逮捕。鞠庆玺被捕后，没有吐露半个字的秘密，国民党海军稽查部门一时也找不到真凭实据，只能长期关押。
受鞠庆玺牵连，鞠庆珍也被撤了炮艇艇长之职，调到了根本无法运转的“接17”号军舰任轮机长。之后，鞠庆珍一方面想方法设法进行营救哥哥，另一方面则托人搭上了黄安舰舰长刘广超的关系，谋得了黄安舰舰务官的职务。
在黄安舰上，鞠庆珍认出了早在抗战时期就相识的张大发，两人关系越来越好，最后还成了拜把子弟兄。
张大发介绍，鞠庆珍为人热情正直，义气深重，人缘极好，到黄安舰不久就颇得人心。不过，他并没有在黄安舰表现出任何的“亲共”倾向，反而显得思虑慎重，胸怀深广。
经过了几个月的接触，孙露山、刘增厚和鞠庆珍的关系日益亲密，但这二人却越发苦恼。他们不止一次地用抱怨国民党腐败或是“干脆投共产党”来试探鞠庆珍，却总是被他岔开话题，得不到一点儿正面回应。
惟一能感到宽慰的收获是，鞠庆珍不像那些国民党死硬军官，听到“亲共”言论就如临大敌，至少他不会因为这些话就去出卖朋友。
时间却越来越紧迫了。1948年末，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先后取得了胜利，平津战役虽未完成，但谁都看得出胜负已分。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特别市的青岛，已被解放军三面合围，惟一的出口就是大海。
此时，黄安舰已经完成了大修，并进行了试航，一旦命令下达，随时可能南下。
不能再等了。
一出“三岔口”
这时，孙露山和刘增厚终于找到了一个策反鞠庆珍的机会。
鞠庆玺被捕后，被关押了4个月，地下党组织几次营救，却因为国民党海军司令部接手此案而告失败，最终于12月20日被杀害。孙露山等人认为，有此“家仇”，对鞠庆珍会造成大的刺激，正好借机进行策反。
1949年1月的一天，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三个地下工作者一同来到鞠庆珍家，借吊唁鞠庆玺之机，向鞠庆珍“摊牌”。
可巧，那一天，张大发也在鞠庆珍家，同在的还有鞠庆珍的亲信张杰。
张大发已经记不清那一天的具体日期，只记得是农历腊月，离春节也不算远了。那个时期的青岛，处处是战争在即的紧张气氛，没有一点儿要过年的红火景象。
张大发回忆，鞠庆珍招待几个客人在家吃饭，这顿饭的气氛起初有些压抑。几个人无非是借着酒宽慰鞠庆珍几句。而鞠庆珍则几乎没什么话。
在饭桌上，张大发明显感觉到王子良那三个人藏着什么话，几次欲言又止。
酒过三巡之后，聊天的气氛才放开了。孙露山忽然挑起了话：“二哥（鞠庆珍排行老二），大哥不明不白地就被杀了，这个仇一定要报！”
鞠庆珍却沉默良久，叹了一句：“谈何容易啊！”
“这个仇是国民党造下的，要报其实也容易。”孙露山接着说。随后，孙露山亮明了身份：“我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的特情，二哥要报仇的话，咱们一块开着黄安舰到解放区去。”
张大发说：“那时我还不知道‘特情’是什么意思，但猜得出孙露山是共产党。说实话，当时真是吓了一跳。”
鞠庆珍却非常镇定。他看了看孙露山，又把目光转向了王子良和刘增厚。底牌已经摊开，这两个人也不再隐瞒：刘增厚和孙露山一样，由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领导，王子良则隶属于中共青岛市委。
话说到这个份上，鞠庆珍忽然笑了：“我的关系在胶东区委统战部。”
张大发被酒桌上一个接一个让他震惊不已的消息搞得有些发懵，以至于记不起此后的情形，只记得几个人之后就接连碰杯，喝了不少酒。
“那天就和戏里的‘三岔口’一样。几个人暗地里隔空摸索了半天，最后才发现竟是一家人。”张大发笑着说。
其实，鞠家一门五兄弟，庆玺、庆珍、庆瑛、庆璞、庆琢早就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在青岛的不同岗位上进行着地下工作。其中鞠庆玺和鞠庆珍还分别当上了国民党海军炮艇艇长。只是他们潜伏时间更久，行事之谨慎远非王子良等刚参加地下工作的人能比。除了上线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外，再无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鞠庆珍没有展开工作，相反地，他所虑更深。
鞠庆珍到黄安舰后，先是把自己原来的属下、炮艇航海下士张杰调到了黄安舰，当上了航海军士长。到1948年底时，黄安舰基本完成整修，需要试车时，鞠庆珍又给黄安舰安排了周文竹、张金诺、王书恩等7名技术工人。这些人，全是鞠庆珍考察多年的发展对象，可以充分信任。
如此一来，黄安舰的航海和轮机部门都安插进了鞠庆珍的亲信之人。这些人虽然也不明确鞠庆珍地下党员的身份，但关键时刻，只要鞠庆珍振臂一呼，他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予以响应。
当时，酒桌上6个人，只有张大发还没想过起义的事。鞠庆珍当场非常严肃地问了张大发的态度，张大发当即就说：“干！这个窝囊的国民党兵我也不想干了，咱们一块投共产党！”
至此，黄安舰上的几路地下工作者兵合一处。经上级党组织研究，决定由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4个人成立起义领导小组，统一归中共青岛市委领导。起义由鞠庆珍负责指挥，王子良与陈坤全保持单线联系。
而经过三条线上的地下工作者此前各自的工作，黄安舰上的航海、轮机和枪炮三个要害部门可以说尽在掌握了。
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需要等待的，就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危险迫近
虽然起义的时间还没有确定，但谁都清楚，这一天越来越近了。陈坤全向起义领导小组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当前的任务是安全潜伏，表面上要更加“灰色”，不能操之过急。起义人员之间在平时要疏远，做好本部门的官兵工作。每个同志要根据组织决定行事，不得随意行动。
陈坤全的这番话其实很有针对性。袁丽峰回忆，陈坤全在事后曾谈起，黄安舰起义之前，他最担心的恰恰是一直同自己单线联系的王子良。那时王子良起义心切，工作热情很高，但秘密工作经验严重不足。再加上此前的起义准备还算顺利，因而容易放松警惕，很可能暴露。
恰如陈坤全所预料，王子良热切地投入到起义工作中，却容易忽视秘密工作的风险。
就在起义领导小组成立后不久，王子良向陈坤全汇报了一个自己“十拿九稳”的发展对象——黄安舰轮机长刘彦纯。当时，刘彦纯正在和王子良弟媳的妹妹潘素娟谈恋爱，王子良夫妻还是两人的介绍人。潘素娟也是个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完全可以通过她把刘彦纯拉过来。
但详细了解之后，陈坤全却发现，王子良并不掌握刘彦纯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动态。而刘彦纯的身份和经历也比较特殊，他毕业于葫芦岛海军学校轮机专业，是黄安舰上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海军教育的专业军官，很受器重，年仅25岁就已经是少尉军衔，掌管着黄安舰的要害部门。策反他会有难度，而且风险很高。
已经箭在弦上的黄安舰起义，容不得半点纰漏。陈坤全拦住了王子良的计划，但也没有否定这个设想，他给王子良指点了另一个方案：刘彦纯的这个线索不能断，可以加强感情联系，但起义之事万万不能和他讲，要留待起义之时再突击发展。届时，如果他同意参加起义，则增加了胜利的砝码，如他不同意，那么还有处置措施，不至于事先暴露起义计划。
王子良依言而行，刘彦纯也最终在王子良和潘素娟的劝导下，在起义前的最后一刻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
不过，王子良平时的言行，已经引起了黄安舰舰长刘广超的怀疑。
刘广超是国民党海军中的顽固分子，他的弟弟刘广凯是当时国民党海军的少壮派代表，时任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舰的舰长。国民党溃逃台湾后，刘广凯还曾担任海军司令。
鞠庆珍曾经冒险试探过刘广超。一次闲聊中，鞠庆珍故作忧心忡忡地说：“现在长江以北基本都是共产党的了，恐怕青岛也守不住。据说共军准备封锁青岛港，我们要是出不去，不如就过去算了。”
结果，刘广超脸色一黑，当即把鞠庆珍劈头盖脸斥骂一通。好在鞠庆珍是通过刘广超的关系进入黄安舰，一直被刘广超当做嫡系，他又急忙周旋解释，这才没有被“军法从事”。
但对王子良，刘广超却有了深深的戒备之心。
1949年1月，春节前夕，黄安舰上的军官聚餐。酒酣耳热之时，刘广超忽然点着王子良说道：“听说你有个朋友常到舰上来，散布国军吃败仗、要逃跑的消息，你也是牢骚不断，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王子良的反应也够机敏，借酒遮面赶紧解释，确实有个朋友上过军舰，他是上海来的商人，也真的说过咱国军总打败仗，那是怕共军打到上海分他的家产。我发牢骚，是因为在海军干了多年，才混个准尉，连老婆都嫌我没出息。至于说给共产党宣传，那肯定是有人告刁状。
这个解释还算说得过去，刘广超也没再说什么。但是没过两天，刘广超就对鞠庆珍说：“王子良不可靠，找个理由把他调走。”
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海军已经对黄安舰上的地下工作有所察觉。危险在一步步迫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