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省港大营救：抢救茅盾、夏衍等诸多名人

　　深圳市龙华新区的小巷深处，有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门口的铁牌上标注着“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在这个院落里，并排着数间茅草搭成的小屋，说明牌上依次为“公木坑兵工厂遗址”、“草寮招待所遗址”、“后方医务所遗址”。草屋旁边，是一间200多平方米的钢铁结构的展馆，其中的陈列室中，并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物品——几沓纸张、一根扁担、两只水桶，墙上的几十张人物照泛着历史的灰黄色，凑近一看，都是在中学课本中被反复提及的“大家”——茅盾、邹韬奋、范长江、戈宝权……

　　上世纪40年代，纪念馆所在的地方是一个不足200人的村子，名为“白石龙”，800多名中国当时最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奇迹般躲避了日军的搜捕，从沦为敌占区的香港逃离，在附近的茅寮里安营扎寨，然后跋涉千里，走进大后方。

　　身陷敌占区

　　1941年，香港。

　　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多，但此时这座英国人治下的租界城市还未见硝烟。

　　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本空军就在香港启德机场扔下了炸弹，当时机场停驻了三架鱼雷轰炸机和两架水陆两用机，这已经是英国在香港的全部空中军事力量了。在短短5分钟的轰炸后，它们尽数被炸毁。而当时驻防在南海的两艘英国军舰“威尔士王子”和“击退”号，也迅速被击沉。

　　由夏衍、金山、司徒慧敏组成的“旅港剧人协会”的几位成员当时都住在启德机场附近，据司徒慧敏后来回忆，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轰炸机场的时候，他们都“弄得很狼狈”，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没有想到在最危急的时候该怎么办。”

　　日本陆军同时从新界的青山公路和城门炮台推进，只花了5天时间就占领了新界和九龙半岛，开始轰击香港市区。18日22时，日军从北角、太古等地登陆，一个星期后的25日，港督府扯起了白旗，香港沦陷。

　　这一天，本应是香港人习惯合家庆祝的圣诞节。

　　香港刚刚沦陷，日本的“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就在报纸上登出了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一个文化特务还在香港的各大电影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

　　为什么日军要搜寻这些文化人？深圳“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馆员黎金良说，“日本侵略中国是这样一个思路：不仅要完成军事上的占领，而且要在精神上让中国屈服。”

　　据他介绍，1941年在港文化人中的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代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来到香港的。他们中的部分人因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而受到政治迫害，这才举家搬迁到当时处在英国治下的香港。

　　随着大批文化精英的到来，香港出现了一股蔚为大观的文化风潮：范长江办了《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编辑了《大众生活》，乔冠华、郑一声主持了“香港中国通讯社”……他们继续着抗日讨顽的舆论战。“皖南事变”后，柳亚子、何香凝等国民党元老联名发出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执委的公开信，邹韬奋、茅盾、范长江等九人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他们的这些活动引起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因此，日军名为“邀请”，实为诱捕。

　　文化人们感觉到了生命威胁。战争爆发后，邹韬奋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妇的住处先是从坚尼地道的一个职员家变更至轩尼诗道的一所舞蹈学校，后来又从刚刚安顿下来的中环德辅道的大旅馆换到干诺道的小旅馆……

　　不管住址怎么换，他们都很难离开香港：日本占领香港后，对外的水陆交通出口码头、火车站都被封锁了，香港实行了宵禁，天黑后挨家挨户上门检查，晚上的街道空无一人。

　　此时，近千文化人似乎只能在“孤岛”中坐以待毙。

　　廖承志香港“蒸发”

　　在“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展示区，两沓纸静静地躺在玻璃罩中，旁边的说明为“周恩来的电报”。

　　黎金良介绍，在日寇刚刚占领香港的12月8日，这两份电报就相继发给了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当时在广东省存在着数支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活跃在香港周边的惠阳、东莞、宝安三支队伍在平时的侦察中看到日军的集结，作出了“日军有可能进攻香港”的判断，为了做好防御，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后来的东江纵队)政委的尹林平特地前往香港，通过廖承志与港英政府接触。

　　现年90岁高龄的杨奇曾经是广东游击队的一员，参与过当年营救文化人的行动，他告诉记者，游击队有意和港英政府合作，共同保卫香港。双方谈判后达成了由港英政府为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的协议，但是直到日军突袭香港，说好的武器还没送来。

　　游击队侦察到的情报也被陆续送到了重庆的周恩来处。在陆续发给廖承志的电报中，周恩来先是指示他，要将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然后又做出了相对清晰而完整的路线安排：除了去广州湾、东江外，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亦可去一些，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则更好；不能留下隐蔽，也不能南去或到游击区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

　　必须马上安排营救工作了，但是此时，连廖承志本人都很难离开香港了。

　　江水是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的短枪队队长，在文化人营救行动中护送过一批文化人，他的儿子江山告诉记者，父亲曾经对他说，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是公开活动的八路军干部，早上了日军的“黑名单”，是重点抓捕的对象，因为很多人都能认出他们来，所以，这几个人的处境比文化人更加危险。

　　身在九龙的尹林平在开战后失去了廖承志的消息，他找来交通员李建行，给了他一封密信，告诉他在香港的联系人的暗号和地址，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内，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带到九龙来。”

　　几经曲折，李建行偷渡到了香港，在铜锣湾避风塘一艘香港党组织租用的大驳船上找到了连贯，汇报了尹林平交代的任务，第二天清晨，沿着李建行来时探明的道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避开了日军巡逻艇的日常路线，经海上到达九龙红磡，来到旺角的一栋楼房。

　　在此等候的尹林平见到三人，二话不说，便把他们拉上了二楼，拿出了一副麻将牌。已经十万火急了，谁有心思打麻将？其实，他们只是用麻将牌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去掩饰商量营救路线的行动的话语声。尹林平报告说，游击队已经派人开辟了两条秘密路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过荃湾、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另一条是从九龙至西贡镇，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后来实施的文化人转移，大体也可以分为陆上和海上两条线路，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又做了更加详细的区分。

　　廖承志等人决定，亲自按照营救路线走一遍，做个“前哨”。

　　现任“东江纵队纪念馆”研究策划部副主任的陈光新告诉记者，需要转移的人选择哪条路线，要参考几个因素，首先就是曝光率。当时设计了陆上线路，是因为日本占领香港后缺乏军粮，号称要疏散一百万的人口进内地，文化人可以混入这些难民中离开。但是这个方法绝对不适合廖承志等人，因为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了，走海路的话，日军的岗哨能少些，而且出了什么紧急情况的话，往船底下一藏，也容易隐蔽。

　　会议还在进行中，一队日军例行检查，闯入门中。看到屋子里的几个人赌性正浓，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也就离开了。

　　第二天，在李建行的护送下，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乔装打扮出了旺角。抗日游击纵队前来接应的港九大队长黄冠芳后来回忆，当时他看到的三个人，一个是“穿着黑上衣，头戴鸭舌帽”的“胖子”，一个是“穿着中式棉袍”的“矮个子”，一个是“戴着眼镜、知识分子的模样”的“高个子”，在李建行的示意下，他知道，这几个就是需要他沿途保护的人。

　　黄冠芳走上前去，把事先准备好的香烛、贡品等敬神的东西交给他们，一行人混入香客中，出了九龙城，进了观音山。

　　从观音山到下一站牛池湾，将经过启德机场的九龙坳，这里的岗哨比较森严，江水带着四五个人，穿着大褂，戴着中式礼帽，装成商人模样，在这里和他们接头。当时商量的暗号是，黄冠芳带着一把黑雨伞，看见江水，他就把雨伞张开，江水也就知道，找到要护送的人了。

　　江山说，当时父亲所属的这一支武装力量被人称为“短枪队”，所谓“短枪”，指的就是他们配备了驳壳枪，在南方，这算是当时比较“高精尖”的武器了。几个人都把枪藏在身上，有人走在前面探路，有人尾随殿后，把要保护的三个人围在中间，准备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带着他们突围。

　　廖承志等人经由水上，顺利到达了惠阳游击区，经由坪山、茶园、淡水，经历几番“险情”后到达惠州中转，亲身经历表明，在广九和粤汉铁路南段都被日军控制的情况下，想要将文化人脱险者们送往内地，必然要经过惠州北上，经老隆中转西去韶关，经湖南转桂、黔、川，或者走东路转闽西南、西北，辗转去皖南、苏北。

　　营救路线大体形成，三人分头行动，廖承志前往重庆向周恩来汇报，连贯北上老隆布置交通点，乔冠华奔赴韶关坐镇。

　　此时最现实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联系到这些亟待拯救的文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