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省港大营救：抢救茅盾、夏衍等诸多名人(2)

　　偷渡离港

　　在离港前，廖承志找到当时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要部门任职的潘柱，嘱咐他：现在还有一大批文化人没有离开香港，有邹韬奋、茅盾、张友渔、夏衍、胡绳等等，还有何香凝老太太、柳亚子他们，你一定要设法尽快找到他们，只要找到一两个，就能找到一大批，然后将他们安全送到九龙。九龙那边我会布置人接应你。他把身上仅有的几百港元掏了出来，给潘柱作为活动经费。

　　潘柱后来回忆，当时他只有22岁，廖承志之所以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是因为他“从小在香港长大，熟悉香港的道路。”

　　但是这种“经验”也无法让他“大海捞针”。接到任务后，潘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天，他突然灵光一现，“只要找到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或生活书店的徐伯昕，不就可以打听到别人的行踪了么？”

　　杨奇从事了几十年的新闻工作，对于文化人的联系方式比较熟悉，他告诉记者，“潘柱首先想到这两个人，在当时看来，是顺理成章的。在香港这么多文化人，总会形成自己的圈子，而报纸和书店正是文化人密集活动的地方。”

　　张友渔回忆，潘柱找到他，是在他的房子旁“守株待兔”等了两天。本来，潘柱是想让他提供些线索后，安排他先走，但他自愿留了下来，帮潘柱联络。

　　当时的文化人都已经数易其居，虽然张友渔和他们素有交往，也很难联系上。他后来还记得，找胡绳时，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地址，敲了半天门，出来开门的却是个不相识的女人，说了声“没这个人”就把门“啪”地关上了，他悻然走到了楼底，刚要离开，忽然，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正是胡绳。

　　当时文化人的小心谨慎，可见一斑。

　　胡绳带着他，在胡同里碰到了戈宝权，戈宝权提供了地址，他们找到了茅盾和叶以群，又在跑马地找到了于毅夫，在铜锣灯笼街找到了邹韬奋……文化人像珍珠一样层层串联，网络逐渐扩大，他们被分批安置到了多个临时联络点中。

　　其实，从周恩来到廖承志，都没有给出一个足够详细的文化人营救名单，最终获救的800多人，是在潘柱等人的寻找中，基于平时社会关系动态形成的，其中有从事文字工作的如茅盾、邹韬奋，有活跃在影视界的如蔡楚生、司徒慧敏，也有何香凝、柳亚子这样的抗日民主人士。

　　潘柱负责的文化人大部分都是要从陆上路线离开的，这段行程的第一步，就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

　　茅盾是第一批走出香港的文化人，他曾经写了一本名为《脱险杂记》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他们夫妇二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的亲身经历：“(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上午，和我们住在一起的Y君(叶以群)从街上回来，悄悄地告诉我们，明天可以过九龙去了。行李不能多带……当然也得改换服装，于是都买了一套黑布的短衫(香港人称之为唐装的)……”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改头换面”，是为了能够混入被疏散的难民队伍中。

　　1942年1月9日清晨，包括茅盾夫妇、邹韬奋在内的9名文化人由交通员们沿途保护，从临时的联络点启程了，交通员带着他们绕开大街，专走小巷。黄昏时刻，到达铜锣湾的糖街。

　　埠头上的船已经停得密密匝匝。茅盾等人“通过一条大船，到了另一条大船上”，经过漫长的等待，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刹那”，船上的文化人才接到通知，“从大船走上了一条小艇，待到舱内满员了，艇就悄悄移动了。”

　　此时，正是夜间三点钟——护送人潘柱亲身试验过，日军每天都在这个时间进行陆上换岗，海防也开始松懈。

　　天公作美，这天正有大雾。浓雾笼罩在海面上，茅盾“从(小艇)竹篷的缝里向外窥望，远处有一座黑蒙蒙的东西，一闪一闪发着亮光。这大概是一条日本军舰，那闪光是舰上打信号。”

　　但是这艘平日里会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日本军舰在此时已经构不成威胁了，次日清晨，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小艇上的文化人“渐渐看得见陆地了，然而不见高大建筑”——这片陆地，就是九龙地界。

　　走陆路的文化人从九龙出发，经过元朗、大帽山，进入了白石龙地区，这里是当时游击区司令部所在地。

　　白石龙里茅寮客

　　经过几十里路的行走，通过元朗星星点点的日军岗哨，翻越土匪盘踞的大帽山，一行人登上了一条名为“梅林坳”的山坳，在廖沫沙的记忆里，他们这批文化人到达这里时，已经是当天的黄昏时分。在山坡下，可以看到有一个荒村，这里人烟不算太少，房屋被破坏的痕迹随处可见。

　　今天的 “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南面，一片土地被围了起来，地面上，依稀可以看到几许残砖破瓦，在这块空地旁，是一间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小白房。

　　黎金良介绍，这片空地上原本的建筑是白石龙村一座被废弃的天主教堂，旁边的小白房原来是教堂的修女房，数批文化人到了白石龙后的第一夜都是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

　　但是就在文化人从这里撤离后不久，国民党部队来此侵扰，一把火过后，教堂主建筑荡然无存，修女房也塌了半边，现在所看到的小白房已经是纪念馆建馆后修复的成果。

　　虽然白石龙当时属于游击区，但10公里外就是日军警戒线。当时全村人口不足200人，几批文化人先后到达，如果住在村子里，很有可能暴露。

　　所以，第二夜，他们就走进了深山之中。

　　杨奇当时也在白石龙，他护送过一部分文化人进“深坑”。“深坑”是白石龙附近阳台山和宝安龙华圩之间的一个山窝，易守难攻，比较容易隐蔽。他告诉记者，组织上说，这是一个“死任务”，让他一定保护好这些文化人。转移是秘密的，直到晚上7点，天开始黑了，他们才出发，当时他带的那队文化人大约有20人，包括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人。这些文化人都来自城里，基本没在晚上走过山路，游击队员给每个人提前发了一根竹棍，让他们借力。邹韬奋因为眼睛不好，走得跌跌撞撞，格外费劲。

　　今天的纪念馆里，文化人当年的“住宅”被还原了：把松树作为围墙的柱子，屋顶搭草棚，里面架上横杆，铺上竹子，形成了一张长两米的“竹床”。这样的简易建筑，被当地人称为“茅寮”。

　　无炊无具，做饭是个问题。

　　黎金良告诉记者，当时不允许自己生火做饭的，因为一旦有烟火痕迹，附近的敌人便很容易发觉，就无法达到隐蔽的目的。纪念馆中，至今保留着两个锈迹斑斑的铁桶和一根竹制的扁担。——当年，白石龙的村民就是利用这样简陋的器具，在家做好饭菜后、送到山里。

　　在杨奇的记忆中，当时游击队的条件非常艰苦，因为东江地区有日军“扫荡”，又有国民党军队出没，地方乱，商人少，税收也少。战士们每天伙食供应标准仅有生油五钱、菜金一角，但是给文化人的待遇翻了一番——生油一两、菜金两角。

　　只要条件允许，游击队都坚持为文化人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戈宝权曾经回忆“尽管游击队的条件很困难，我们每天还可以吃到粗糙的白米饭，干炸小鱼或者虾酱之类的东西。部队也很关心我们，还常把煮好的‘番薯泡糖水’(红糖煮的番薯汤)，用水桶挑来送给我们吃。有时还烧好热水，要我们到部队旁的树林和河边去洗澡。”

　　而文化人们也习惯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艰苦的生活，茅寮中的竹子床凹凸不平，很难入睡，茅盾却说“这是卧薪尝胆，对付日本侵略者，应该有这种革命精神。”

　　在深坑茅寮中的日子持续了十来天，文化人就被分批护送，前往东江的政治、经济中心惠州，但是此时的惠州，并不是一座对他们足够友好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