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省港大营救：抢救茅盾、夏衍等诸多名人(3)

　　惠州来了“罗老板”

　　1942年1月的一天，惠州(当时的惠阳县)出现了生面孔：两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出着城里最高级的旅店、酒家，摆足了谱。

　　传说这两个人一个是“香港昌业公司”的总经理“罗老板”，另一个是另外一个香港大商行的“少东家”，因为香港被日本人占了，才把生意搬到惠州的。

　　其实，他们的真实身份都是地下党员，“罗老板”是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少东家”是惠阳县梁华区区委书记陈永，他们来到惠州，是为了建一个秘密联络站来接应即将到来的文化人。

　　惠州市惠城区党史研究室主任肖毅告诉记者，广东省有一条名为“东江”的河流，这条河流经粤东包括深圳、东莞的多个地区，惠州是当时“东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选择这里作为交通线的一环，出于几点考虑，一是这里靠海，水陆交通比较方便，坐船可以到达韶关、桂林；二是惠州的政治优势，当时这里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粤东地区武装力量，可以配合营救行动。

　　但是当时的惠州，并不是一个平静的城市，据史料记载，日军先后四次从大亚湾登陆，到惠州烧杀抢掠，1942年初，本来驻扎在惠州北面的国民党一八七师把军队开了进来。

　　对很多要从这里潜回大后方的文化人来说，这可不是好消息，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原本就是为躲避国民党顽固派迫害而避居香港的。

　　卢伟如和陈永在惠州转了几圈，最后包下了当时城里最豪华的旅店——东湖旅店的二楼。

　　就在他们的楼上，住着一八七师的师长张光琼。

　　卢伟如后来回忆，他们把联络站设在东湖旅店，是经过一番观察和了解的结果，张光琼性喜渔色，把这里搞成了一个“安乐窝”，但又怕被人知道，于是天天布置人在门口站岗，这样一来，城里的特务、暗探反而从来不敢进来搜查。

　　“对于党的地下工作来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肖毅说。

　　卢伟如他们选择这里做了联络站后，在城里租了一间关了门的商店和几间民房，对外称用来安置“从香港逃难来的亲友和伙计。”卢伟如的儿子卢晓衡后来回忆，当时母亲叶景舟还在区委工作，和父亲定了亲，但还没办婚事。就在卢伟如的布置任务完成不久，母亲被组织派来和父亲“火线完婚”，来充当“罗老板”刚刚从香港接来的妻子，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家眷”到了，“罗老板”的买卖也开张了，卢伟如通过游击队从香港运来了几十担的煤油、棉纱、汽车轮胎，囤放在城里的“东和行”，这家商行的几位老板都是和共产党有联系的农工党党员，卢伟如利用这家商行，为自己的身份打掩护，并通过买卖筹款。

　　在卢伟如的有意结交下，楼上的张光琼也很快成了这位“大老板”的酒肉朋友，两个梅县的老乡“一见如故”，后来，“罗老板”的另一家商行“源吉行”被日本飞机轰炸失火，张光琼还主动派兵过来灭火。

　　因为“罗老板”做的都是热门货的生意，城里的军政官员们也涌到东和行买货，卢伟如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探听国民党军队布防的情况。此时的惠州城内外，国民党的军队和中统的特务组织设立了众多的水口和检查站，为了让文化人能顺利通过，卢伟如花了一大笔钱来宴请国民党的高官们，推杯送盏间，他提出自己有些香港来的亲友、同事，想要去后方避难，请他们“高抬贵手”，虽然在座的高官们都同意“行个方便”，但是卢伟如还不放心，又到沿途检查站的军团部里上下打点，不仅团长和副团长得到了留声机这样的厚礼，甚至连这个团的营、连长和关卡上的哨兵，都收到了斜纹布这种战时的稀缺物品。

　　1942年的除夕前夜，“罗老板”终于等到了他的第一批“客人”。

　　东和行的外乡人

　　第一批到来的文化人由张友渔带队，总计有20多人，其中包括茅盾夫妇、廖沫沙、叶以群等人，当天他们行进了近五十公里，到惠州已经是深夜。

　　文化人到惠州后，都被卢伟如领进了东湖旅店。肖毅告诉记者，接到这些人以后，卢伟如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隐蔽他们。东湖旅店并不算太大，况且张光琼带人住在这里，来的人太多的话，暴露的危险性会大大增强，而且保不准就有国民党官兵看到过茅盾等人在报纸上的照片，那时麻烦就大了。

　　第二天，文化人就被“分流”了。

　　其实，在他们到达之前，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已经到过惠州城，廖承志看了卢伟如的准备情况，提前做了几点安排：文化人到达惠州后可以和卢伟如他们一起住在东湖旅店，但是茅盾这样的知名人士要在“东和行”隐蔽起来，以免被人发现。卢伟如的“昌业公司”只是一个空壳，一旦有人去香港查证，便会迅速暴露。所以，廖承志指示曾经在香港开设过“东利运输公司”的廖安祥留在这里开办一个新商行“源吉行”，对外宣称，“罗老板”是这家商行的大东家。

　　卢伟如向文化人公布了几条注意事项，让他们把身上可能会暴露身份的笔记本和钢笔统一上交，集中保管。考虑到这些文化人大多来自北方，不懂当地话，他们被要求不准随便上街，也不要在生人面前开口说话。

　　第一批住在“东和行”的文化人因为天天不能出门，都憋坏了，有次想要在门口透口气，刚叽叽咕咕说了几句话后就遇到两个在街面上晃荡的警探，一听他们不是广东本地人，非要进到“东和行”里搜查。

　　卢伟如想起这件事都后怕——当时他正好也在，看到情势不妙，连忙跑去打圆场，说这几个人都是自己公司的商人和伙计，因为香港被日本鬼子占领了，准备回家逃难。但是费了半天口舌，两个警探还是不肯作罢，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人摇摇晃晃的走了过来，嚷嚷着“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搞什么鬼！”

　　看到这个人，卢伟如心里暗道：救星来了！原来这个人是当地国民党驻军一个营长的弟弟，常常和卢、陈等人在“东和行”打牌，和他们都混得很熟。卢伟如赶快把他拉到一边，塞了一把票子，让他帮忙说情。收了好处，这个人威胁两个警探：“这个是张师长的朋友！”见张光琼被抬了出来，警探们只好放弃了搜查，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给了卢伟如等人一个警示，之前，他们太过于专注和国民党的上层拉关系，忽视了中下层。正好，在廖安祥的经营下，“源吉行”的生意也是日益兴旺，有了经济基础，卢伟如宴请高官们的规格也上去了，他经常带着他们包下西湖艇吃饭，还替他们从香港带回紧俏的商品，对于基层官兵，也开始频繁送礼。

　　国民党驻军的胃口被喂大了，他们提出让“罗老板”为每位连以上的干部做一套高档西装。

　　卢伟如不动声色地答应了，继续觥筹交错。

　　“罗老板”又提出：这些商人和伙计都要返回内地了，需要难民证，酒桌上的国军高官们痛快地答应下来。

　　正月初三下午，茅盾这批文化人登上了开往老隆的大船。后来，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个人，“罗老板”又从惠州送走了几百个“熟人”。

　　陆上的接力似乎“接棒”顺利，但从海上营救文化人的那条线却出了个大麻烦——他们把何香凝、柳亚子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