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兆时(右)和孩子们的合影。(志愿者提供)
“即使他们拿钱了，也是高尚的”
学校一年的运营印证了燕兆时的想法。两个学期，学校亏损近十万元。这些钱，多数由他补上。
给老师涨工资，就得继续赔钱。不过，学校12名全职老师的工资还是涨到了每月1600—2000元。此前工资在千元以内。
在这里，谈钱，是件很敏感、很尴尬的事。
燕兆时却因担心别人误会而更想说清楚，接手这所学校，不是为了钱。
“进账就是学生一学期600—700元的费用，支出能算明白，房租8万元，再加上工资、校车费、文具费、人工费。”燕兆时生怕别人不相信似的，又补充，“真想赚钱我还做原来的工作，这样的学校，能压榨出多少呢？”
这样的学校，在北京五环外的六里屯村。
8月10日下午1点多，安静的小院里，北边是落满灰尘的8间教室，塞进200多个学生后满满当当，其中一间还没有屋门。房顶是一层彩钢板，冬冷夏热。
王海龙一个人值班，刚刚吃完一包煮过的方便面。
这个28岁的山西小伙，一年前来到这里，和其他几个人帮着燕兆时管理学校。
说是管理，实际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一等杂役”。
“给食堂买菜，开校车接送学生。”王海龙的另一个身份是格桑花西部支教公益组织的成员，“去西部支教路费太贵了，在哪儿不都是支教吗？”
“我们5个人一分钱都不拿，纯粹是义务帮忙。”这句话，他说得很平静，“李娟老师是今年初辞职来上课的，魏老师家人以为他还在证券公司，郭老师也是全职义工。”
在博客里，燕兆时不止一次感谢这几个不需要回报的人，因为他当面说不出口。但这让他更有压力。
“他们本可以过得比现在轻松，去享受生活或从事高薪工作。但当初不伸援手，这个学校就不存在了。”
说不出口的感谢，还送给拿工资的老师，比如说“燕京小小”。
“燕京小小”是辞掉原来工作来学校的，尽管这点工资还不能解决北京城最基本的生活支出。
“这里的工资待遇是我所做的工作中最低的，工作环境也是最差的。”很奇怪，“燕京小小”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只想在这里多做一天，看到孩子们因为我的存在而开心”。
燕兆时坚持认为，很多拿工资的老师也得养家糊口，他们选择这个学校，就是奉献爱心。
“给你这些钱，你愿意来做吗？既使他们拿钱了，也是高尚的。”
“长大后想推销啤酒、开小铺、当保镖”
困扰燕兆时的，并不只有学校的生存窘境。
每天早上上课前，燕兆时会召集200多个学生召开十分钟左右的例会。“最费口舌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找到自信，并认识自己。”
学生们渐渐长大了，可他们的理想却在褪色。这让燕兆时有时感觉到无力，他只能不厌其烦地开会，不住嘴地说。
比如说，面对“长大了做什么”的问题，一、二年级孩子的回答和普通孩子没有区别：当老师、当科学家、当老板、当县长……丰富而多彩。
而到了五、六年级，孩子会说，自己长大后想推销啤酒、开小铺、当保镖。
这样的变化，让燕兆时很意外。可想了想，他又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理想和现实挂钩了。他们周围都是底层打工的穷人，被周围环境改变人生观，这是必然的。”燕兆时觉得很悲哀，“十来岁的孩子，不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能当大老板，能考上清华北大吗？”
可是，他和孩子们聊天时，听到的却是，“他们认为推销啤酒比做保洁更好，因为可能他姐姐就是做这个的。他们知道，姐姐成不了科学家，所以自己也不可能。”
很快，燕兆时发现还有更悲哀的事情。
有的孩子很聪明，如果努力，将来会考上重点大学。学校老师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孩子家长。
家长听说后很吃惊：脏兮兮的孩子，怎么可能？我和他妈都是没学问的，他这样的，过几年就该去打工了，怎么可能读书呢？
显然，大多数家长并不具有指导子女成长的能力。在这所打工子弟学校里，孩子需要更多的引导。
所以，半年前，这所学校的名字悄悄变成了“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
燕兆时的理论是：当你把一只天鹅放到鸭子群里，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你是鸭子，并且是最丑的鸭子。时间长了，你也会认为自己就是一只鸭子。
“我们想让孩子们认为，你本来就是小天鹅。”
和学校名字一起变化的，还有上学费用的减免。
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燕兆时用此前一直给贫困学生减免的费用，设立了两万多元的“燕京小天鹅奖学金”，并通过这种方式“还”给他们。
“同样的事，一定要换一种方式去做，你不能让孩子们觉得，这是在施舍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