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真的很便宜”
“如果要我退回到一年之前,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想做的。”燕兆时说他能看明白自己的决心,却看不明白一些事情。
他和学校的义工、老师都不太愿意和亲戚朋友谈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因为别人总是问:不赚钱做这事干吗啊?
这时,燕兆时和几位同事的自我评价往往会与周围人一致:一群理想主义者。
“他们说接手这所学校是不靠谱的事,这么多孩子是你们能解决得了的吗?但有什么不靠谱的?如果有2000人帮助200多个孩子,不就解决了?”
在他看来,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真的很便宜。1200元就够一个孩子读一年书了,10个人资助一个孩子的话,一年才支出120元,这件事情并不难啊。
当校长一年多,燕兆时清楚地记得很多学生的故事。
今年年初,他发现有些孩子中午吃零食,多少有些反感,觉得不应该花这些冤枉钱。
“不贵呀,一包干脆面才4毛多,就算吃两包也不到一块钱。”听了这位学生母亲的话,燕兆时的思维断电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前些日子,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丢了五毛钱,燕兆时答应给她五毛钱,但兜里没零钱,就跟她说明天给。
“第二天忘记了,第三天,她找到我,低声说:老师,你说过给我5毛钱的。”燕兆时立刻掏钱,还是没有五毛,给她1元钱。
又过了一天,女孩在院子里找到燕兆时:“老师,还给你5毛钱。”
张计鹏在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0CEF)做了五年的兼职义工,今年3月,他因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的图书资助申请走访过学校。
他发现,本该上六年级的谢希慧,却在上三年级。因为母亲病故,父亲离家,她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失学三年后,志愿者通过走访重新把她纳入学校,一切费用全免。
“真正深入一件事情,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只看表面,才会觉得事情很简单。”燕兆时说,“我们就是一群怀着理想的人,去执着地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小到可能不能再小了。希望全社会能理解,不是理解我,而是理解这件事。”
在这所学校里,一些悲情的东西确实很吸引人,但燕兆时总是欲言又止。他不想展示这些,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燕兆时一直有个想法,一定要看到这所学校的生或死———或者找到一种模式很好地生存下去,或者看着学校倒闭。
“我不会在看到它生死之前去逃避的。但有一天坚持不下去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这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燕兆时顿了顿,手指在桌子上狠狠敲了几下,“就像是我得了癌症马上要死了,你说怎么办?你不想死不也得死啊?”(记者 任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