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不断“逃离”的精神病患者
回到家，朱小平的病情并没有得到缓解。朱小波说，弟弟呆在房间里要跑出去，之后又惊慌地跑回来，嘴里不断说有人要害他，他“要逃离”。
2002年，哥哥把他送进了娄底的医院。
朱小平不愿意去，说自己没病，最后是几个人架着他，强行送上了车。这一年，父亲过世了，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此后，他又几次入院、出院。有段时间，他还去了妹妹所在的城市贵阳住院。
但绝大部分时间里，朱小平都跟姐姐生活在一起。他说，“姐姐就像妈妈一样。”
不过，他还是要“逃离他的生活”。他乘火车到处跑，没钱了就给家里打电话。
2003年“非典”期间，朱小平跑到了西安，朱小波去找他。当时，朱小波没有身份证，到处查得很严，弟弟又不说他在哪，最后在一个老乡的多方打听下，她才在一座天桥下，找到了弟弟。
2004年，朱小平被姐姐送到了株洲市三医院精神病科。
为了方便照顾弟弟，朱小波在株洲租了房子，与丈夫和女儿挤在不到50平方米的房间里。
2009年年初，朱小平出院了，去了一个寺庙，入了佛门。当天，秦建云接到了他的电话。
秦建云说，听得出，朱小平意识是清醒的，情绪也正常，“他说，我终于可以找个安宁的地方安顿自己了。他后来给我说的一番话，让我有些震撼，他说，20多年前病了一场，现在快50岁了，人生等于睡了一觉又醒来了。”
“他是很清楚自己的处境的。”秦建云说。
但2011年8月，朱小平又犯病了，从寺庙回到了医院。
这次住院，他的抵触情绪更加厉害，他对姐姐说“我恨你，你这是害我”，又对医生大喊大叫，说医院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医生吴菲说，朱小平情绪不太稳定，在家里发生过冲动性的伤人行为，在医院的情况还算好的，只是会经常念叨“有人要害他”。
几个月以来，朱小波每天都陪在医院里。她中午回家做饭，把当天晚餐和次日的早、中餐都做好，用一个脸盆大小的饭盒装上，带到医院。
为了给弟弟补充营养，她经常省下一块两块公交车钱，给弟弟买水果和喜欢吃的香菇。
弟弟住院期间，输液的话每天需要三四百元，不输液也要一百多元，这对朱小波来说，是大数目。妹妹也会出一些钱，但杯水车薪。
为了给弟弟治病，朱小波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她自己没有工作，家里靠丈夫打小工维持生计。
眼下，她又有了新的忧愁：“我将来有一天不在了，他该怎么办？”
她想给弟弟申请株洲的低保，却因为户口迁不回来而难以落实。她曾去过几次西安，都无功而返。
株洲市三医院精神病房里，灯光昏暗。朱小平的活动范围，只在这间小小的病房里。
一天里，他跟姐姐也说不上几句话。他不时在病床上躺下，又不时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唯一让朱小波觉得安宁的是，傍晚时候，弟弟会走到窗前，静静地看着窗外的夕阳发呆，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潇湘晨报 记者王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