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风难除暴露法律落实不到位 切断利益链是关键

　　关注理由

　　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正让各地一些知名中小学成为利益的竞技场,尤以“小升初”激烈。因此衍生的利益链条,正逐渐包裹着原本纯洁的校园。择校的过程被总结为“拼爹”、“拼孩子”、“拼命”。新的义务教育法引入了问责制,然而六年多来却少有问责。要彻底切断利益链,唯有在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教育问责制度。

　　□视点关注

　　广东省深圳市一些中学开始向非深户籍的高中生收取择校费,并要求学生将择校费直接汇入深圳市财政委员会账户。上月,一名热心公益的80后青年刘潇虎得知此事后,认为该行为涉嫌户籍歧视,决定向深圳市教育局、市财政委员会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收取择校费的依据、缴纳人数、收支情况等信息。近日,深圳市教育局已就上述申请作出回复。

　　择校,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词汇,任何与之有关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记者了解到,择校现象存在的背后包含复杂的利益因素,同时也暴露出对相关法律落实的不到位。

　　争议不断的择校现象

　　大家都知道有择校费存在。因为将学生放在学校作为抵押,没有一个家长会出来说我交了多少钱。择校费这个东西敏感,它的(查处)难度就在这里

　　记者了解到,深圳市教育局的回复称,目前择校费仅针对高中阶段收取,义务教育阶段一律不得收取择校费。因择校生增加了就读学校的负担,所以通过收取择校费适当弥补培养成本,目前对深圳户籍、非深户籍学生均会收取择校费,自2007年以来,年均收取择校费4120万元。

　　根据深圳市教育局提供的《2007年-2011年深圳市教育经费情况表》显示,近5年来,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投入分别为25.82亿元、29.86亿元、35.01亿元、43.96亿元、48.93亿元,根据市教育局提供的择校费总额计算,近5年来择校费与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投入之比分别为1.5%、1.6%、1.3%、0.8%、0.8%。

　　刘潇虎对记者说,既然公开的数据表明,择校费数额所占教育经费比例如此之小,建议直接予以取消。

　　“取消择校费,这是个不错的建议,但要想不择校,真的很难。”一位家长对记者说,“要明白家长追寻的是什么?大目标是孩子考上好学校的保证,小方向是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上‘重点校’,孩子进入小学之后家长就开始打听小升初的游戏规则,家长和孩子为了这些能通往重点的证书拼搏着,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能上‘重点校’。”

　　这位家长告诉记者,当初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上一所理想的小学,费尽心思的给孩子进行包装。“我给孩子作了一份长达50页的精美简历,还拍摄了写真集。把简历送上去之后,我就天天搂着手机等电话。”

　　对于择校的费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袁艳芳例举的一个数据为,某知名重点小学,“小升初择校费金额50万元到80万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述数据经媒体披露之后,该小学有关负责人提出了异议,并且表示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

　　记者查阅相关报道发现,对于披露的择校费,该小学校长公开表示,“……像我们这个学校,不收孩子任何的捐资助学费。你们可以冲进来看看,找任何家长问,看看我们收过费没有,几乎没有。”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回应说,“大家都知道有择校费存在。因为将学生放在学校作为抵押,没有一个家长会出来说我交了多少钱。择校费这个东西敏感,它的(查处)难度就在这里。”

　　参与调研的一位人士则说,“这并不是最高的数字。”而且进一步表示,他们取证是通过三个途径:一是走访家长,二是到银行蹲点调查,三是到学校找相关的家长和老师核实。

　　择校背后利益纠葛复杂

　　拼爹,拼钱,拼关系……除了占坑班外,还有“共建生”和“条子生”等等门路。即便在找到关系之后,钱同样是不可少的

　　袁艳芳将择校的过程总结为,“拼爹”,“拼孩子”,“拼命”。

　　2012年,由于诸多政策文件的下发,被许多教育界人士认为是北京治理择校乱收费最严厉的一年,但此前的情况并不乐观。

　　记者了解到,择校背后的利益因素十分复杂。一位家长就对记者说,为了孩子能上“重点校”,选择好几个学校的培训去“占坑”。

　　“占坑”,是北京小升初择校中的特有名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所谓的“占坑班”,是指公办重点学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可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很多学生从小学三年级起就经考试进入培训学校,此后数年,不断考试、筛选、排位,只有在六年级时排名靠前的一部分学生才能进入重点中学。

　　至于参加“占坑班”具体需要多少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2011年及更早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后发现,90%以上参加“占坑班”的学生家长每年所花费用在8000元以上,多数“占坑班”的学生都会选择2至3个左右的“坑”,而“占坑班”的费用仅是“小升初”花费中较小的一部分。为了保证在“占坑班”中顺利晋级,还要参加众多培训机构的课程,包括家长单独“攒班”(根据孩子学习需要,由家长自行聘请教师授课)。每一门课程费用约每期2000元至3000元,每年4期共8000元至12000元。如果语、数、英3门课程都上,则每年要超过3万元。因为在“小升初”评价中,数学占比重最大,不少学生要上3至5个数学班(含家长攒班),还要增加两万元以上的费用。

　　在对2011年及更早的北京择校现象进行调研的过程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现象:

　　“共建生”,是指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从而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这是较为典型的“以权择校”。调研人员认为,共建生隐秘性很强,信息完全不透明。北京好几个区均有“共建生”政策,但招生比例从未对外公布。

　　“条子生”即所谓“后门生”,家长通过特殊社会关系,使孩子获得重点学校入学机会,这是“小升初”过程中很不公平的方式。北京各区每年都会在几所重点学校给“条子生”预留名额。调研人员发现,一些重点学校的“条子生”,占当年招生人数的8%至10%左右。

　　“电脑派位”,原本是所有“小升初”渠道中,被认为最体现入学公平的一种方式,即通过学区划片、以电脑随机摇号方式分配学位。但是,调研人员发现,自1998年北京取消“小升初”考试,采取学生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后3年,电脑派位遭受广泛质疑,甚至还连带出现了以下怪象:很多薄弱学校“一开学班里少了一半人”；越是大牌的学校,派位比例越小；处于中间层的普通学校,实际承担了大部分电脑派位的学生。

　　即便在找到关系之后,钱同样是不可少的。“家长为副总裁级别的共建生赞助费20万元起。”袁艳芳说。

　　“实现教育公平的制度环境尚未稳固建立。按权力大小择校与按付费多少择校的现象一直存在。一些地方的择校由‘小升初’延伸到‘幼升小’,甚至延伸到选择幼儿园；一些中小学就近入学的学生比率不到20%；还有些地方在‘城乡一体’、‘教育现代化’的口号下,大幅撤并乡村学校,只办城里的学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当前择校的状况进行了分析。

　　择校治理还需依靠法律

　　随着义务教育法的不断修改和完善,近年来各地治理择校的力度均在不断加大。但要彻底切断利益链,还需在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教育问责制度

　　记者了解到,教育部近日举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典型案例通气会,表示治理择校乱收费需下重拳获得各方认同,并希望将先行一步的浙江经验推广全国。

　　记者采访了前来北京参加“通气会”的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绪培,他告诉记者:“我考虑择校是跟利益有关,所以必须切断择校的利益链,一个是学校,一个是政府。财政条件比较困难的地方政府,是希望多一点择校的,可以收费,可以冲抵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学校如果收的费都是他的,他也有积极性。在浙江省杭州市,这几年基本上把学校这条利益链切断了,我们收上来的钱也不返给学校,所以现在杭州的学校择校的积极性不高。”

　　记者了解到,随着义务教育法的不断修改和完善,近年来各地治理择校的力度均在不断加大。储朝晖认为,依法治理择校的一大重点就是保证就近入学。

　　“1986年,中国颁布的第一部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设置,由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小学的设置应当有利于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再次明确:‘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这些规定,明确了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的权利,明确了地方各级政府保障其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权利的义务和责任。就近入学的政策目标就是为每一个儿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确保教育的公平原则。”储朝晖说。

　　此外,储朝晖认为,切断利益链,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还应该建立教育问责制度。“新的义务教育法引入了问责制,各地与上述法律要求相违背的事件大量发生,然而六年多来却少有问责。积极推进教育问责制法制化、程序化,渐进式完善教育行政问责制,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成熟、理性之路。”(记者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