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民间借贷传统
2006年那一年,吴英的商业版图瞬间越铺越大,但她的资金来源却成了一个谜。 对吴英身世的各种揣测当年在东阳蔓延:走私、卖军火、傍大款,还有人说她是南洋军阀遗孀,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直到相关案情公布,吴英的资金往来脉络方才水落石出: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
吴英在4月7日的庭审中承认,2006年成立8家公司的注册资金1亿元都是借来的。她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高额的利息回报是吴英能迅速找到许多“下线”的重要原因。在其公司繁盛时,甚至有人托关系,才能把钱借给吴英。在法院认定借钱给吴英的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背后,还隐含着无数下线。
“在浙江,民间借贷很多,做生意没有钱了,向朋友借钱再正常不过。几乎可以判定,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在起步阶段没有采用过外界口中的‘集资’手段,或是从民间资本进行高利息借贷。”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杨林也告诉记者,在他小时候,家里一旦有大事,例如生病、大额教育支出、生意启动资金等很多资金,都来自当时村里的“抬会”。“没有复杂的手续,彼此的信任靠亲情和邻里关系来维持,可以说是一种高效的民间融资方式。”采访中,很多人均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起自己当年创业初期借贷融资的历史。民间拆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
“在整个浙江,民营经济较早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原始积累,数量庞大的民间资金沉淀下来,缺乏规范、安全的出口,中小企业数量又很大,自然形成了人脉在先、资金流在后的民间融资渠道。”周德文说。
从搞实业,到温州炒房团、炒煤团,背后都有民间借贷的影子。杨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现在的建筑公司有四个股东,四个股东下面再有十个出资人,十个出资人后面还有成百上千个下线,“公司就像是一个金字塔,有无数的股东参与分红,很多企业的构成都是这种形式。”
杨林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他曾和朋友在3天之内筹集到6.8亿元,用于某城市的旧城改造。杨林的朋友2008年在海南炒房时,也曾用过这种高效的民间借贷方式,“3个亿的房款一次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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