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唱空中国和银行业 惠誉屡次走眼为哪般？(3)

　　同样，惠誉在2007年10月给西班牙主要银行的个体评级基本上都在A或B之间，展望均为稳定或积极。惠誉那时认为西班牙行业盈利能力强、成本收入比低、资产质量较好、贷款拨备水平高、抗风险能力较强。但事隔不久西班牙房地产市场崩盘，该国银行的坏账敞口骤增。今年7月份西班牙银行业坏账率创下16年来新高，坏账总额增至1247亿欧元，相当于银行业总资产的6.94%。更加麻烦的是，西班牙央行9月20日称，该国房地产价格在今明两年还将继续下滑，由此，该国银行业将面临进一步的问题。

　　面对这些事实，惠誉始而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继而眼见情况不妙，马上开始考虑如何塑造和维护自身的形象了，它忙不迭地着手调降美国、法国、西班牙三国银行业的评级。2011年3月，对西班牙主要银行的个体评级已降至B到C之间(只有桑坦德银行的个体评级还维持在A/B)，部分银行的个体评级甚至降到D；4月，对法国主要银行的个体评级已降至B或C；8月，对美国一些银行的个体评级已降至B到C之间，部分银行的个体评级还降到D。这种行为加剧了信用评级的顺周期性，加剧了金融市场投机，给上述三国的经济、金融复苏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同期，屡次被唱空的中国商业银行却依旧保持了良好的经营势头，经营绩效已全面超越西方大型商业银行。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惠誉作为全球著名评级机构，其职业水准何在，抑或其诚信、道德何在，因为其每次所谓的预测都落空了。

　　二、惠誉屡次走眼为哪般

　　在信用全球化背景下，信用作为资本的一般形态，对全球经济的基础性推动作用日益重要。信用评级是解决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途径，其应该在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运行中起着风险揭示、市场定价、防范风险等作用。对一个国家评级的可靠性不仅事关该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有关状况还会传导至国际金融体系。信用评级机构理应本着严肃、诚信、公正的态度，负责任地向公众提供符合实际的信用评级信息，而不是像女巫或者算命先生一样，用几近占卜的方式决定评级结果。作为一家国际著名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唱衰中国经济和银行业屡次成空，但却乐此不疲，主要是它在治理机制、商业模式、评级标准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病和难以抑制的冲动。

　　(一)由西方少数资本控制必然反映特定集团的诉求。

　　惠誉是由西方少数资本所控制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其必然要照顾特定集团的诉求，体现在评级结果上就是会有利于这些集团，而不利于广大新兴经济体。比如，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长期给予世界最大债务经济体和净债务国最高信用级别，掩盖了其真实偿债风险(尽管今年以来不得不有了一些变化)。这一方面使发达国家可以凭借高信用等级超过自身偿债能力占有国际信用资源，把繁荣建立在巨大的债务风险上。例如，2009年一些发达国家的外债总额超过其当年GDP的100%，当年财政收入的300%，坐拥了世界90%以上的信用资源。另一方面还使发达债务经济体得以利用高信用等级获取利益。按照10年期国债利差和2009年第3季度发达国家外债总额匡算，因AAA信用级别，其借贷成本相对于BBB信用级别每年节约了大概2.5万亿美元，10年总共节约了25万亿美元，而这也许是他们应该付给债权国的融资收益。另外，高信用等级也掩盖了最大债务国通过货币贬值输出债务的行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对亚洲国家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也似乎是“特别关注”。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良好预期为世界所公认。但是2005年前，惠誉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多年不变的A-级(“适宜投资”的最低级别之一)。由于一国机构、企业的评级通常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这就相当于间接限制了中国企业的评级。而惠誉对中国银行业机构的评级则更是普遍在最低的D或E之间(“存在问题或需要外部支持”)。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深化的时期，被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降级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而作为金融危机源头及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巨大打击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稳居AA以上级别。这种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的“倒挂”，直接导致新兴经济体企业海外融资成本高企。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遭遇重创，欧债危机随之出现，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又予以了呼应，对欧洲一些国家及银行的评级作了调降，这种做法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实际结果至少使流出美国转而流向欧洲的资金又再次回到了美国。如今，惠誉再次警告要调降中国评级，看来是想让投资者离开经济增长势头不错的新兴市场，而告诉世界美国仍是全球投资者的首选投资地。

　　(二)趋利性的商业模式难以保证评级结果客观公正。

　　惠誉等评级寡头为瓜分全球评级市场而展开信用级别和价格竞争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它们的行为结果将按照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利益相关者需要的方向发展，不仅可能无法正确揭示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甚至会为了逐利掩盖风险并提供虚假评级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客观性是值得质疑的。在现行体系中，一些欧美金融垄断资本可以利用国际评级机构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作用拉升相应标的的价格，通过反复操作建立起评级和价格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配合广泛的有选择性或倾向性的研究报告和市场分析预测，不断在市场大众的思维中强化这种因果关系。最终使评级机构成为新的牧羊人，指挥着市场的羊群按照资本希望的方向前进。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先是某国际著名评级机构将泰国国债降级，然后泰铢贬值，股票、债券和土地等资产价格暴跌，最后，众所周知，谁赚得盆丰钵满。今年以来，少数国外对冲基金做空中国概念，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推波助澜，不断唱衰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除了试图借助份量不断提升的中国经济提高自身影响，在评级机构公平性普遭质疑之时赢得所谓“公正”的权威性外，但愿他们的所做所为与一些对冲基金正在建立针对中国的空头头寸的行为是一种巧合。

　　(三)垄断影响评级标准科学性。

　　从全球评级市场格局来看，在世界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企业中，穆迪覆盖了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标普覆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惠誉覆盖了27%的银行和8%的公司。为持续强化这种垄断地位，一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还不断通过收购、参股、联营、联盟等多种形式参与其他经济体信用评级机构的经营。以亚洲为例，穆迪持有印尼PT.Kasmic评级公司99%的股份，在韩国设立了合资的韩国投资服务公司。标普与菲律宾评级服务公司、印尼PT. PEFINDO Credit Rating Indonesia公司开展了战略联营，与台湾的中华信用评级公司建立了联盟。惠誉是马来西亚评级公司的非控股股东，与马来西亚Palladium Consulting Sdn Bhd公司建立了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在韩国设立了合资的韩国管理咨询和信用评级公司。在中国，三大评级机构也控制了信用评级市场2/3的份额。这种集中度很高的市场格局，使穆迪、标普、惠誉成为国际评级市场的标准制定者和准监管者，它们无须开展深入的评级技术研究，便可“指点江山”，实际上其技术水准已经不能保证评级信息的可靠性。此外，在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上，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还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这也损害了评级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籍口民主、自由观念，把信用评级政治化；二是籍口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强调经济开放度特别是金融开放度对国家信用评级的影响，推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三是籍口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国际化程度，维护经济强国的特殊利益，掩盖了这类国家的货币贬值风险对国际信用关系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四是籍口主要关注银行业的风险水平，以及银行业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片面评价一国金融体系；五是籍口一些所谓指数(目前使用的指数有五类，即世界银行治理指数、腐败指数、经商难易度指数、全球经济竞争力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影响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六是籍口人均GDP排序等因素，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选取评级指标。从公司信用评级来看，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的标准也令人质疑。2002年，标准普尔发布对“安然”公司的“BBB”评级，这是适合投资的等级，而“安然”公司却在4天后倒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几乎都刚刚给予了美国一些公司及其衍生品“AAA”的评级，但几个月后又都改成了“CCC”的垃圾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