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常回家看看"入法：传统伦理被强制的无奈

　　近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草案)拟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并且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如果将“常回家看看”列入立法，意味着子女不经常回家探望父母，就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这引起强烈反响，有人大声叫好，也有人不以为然。为什么本属柔软情感的事情会变得如此强硬？立法动议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坚硬的现实和沉重的无奈？

　　乡愁为何难以踏上归路？

　　北京读者　王石川

　　道一声“常回家看看”好沉重！是的，只要有心回家，路就在脚下。问题是，对于漂居在外的游子来说，我们常常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也许每个人都有乡愁，做子女的谁不希望沐浴亲情？但是常回家看看，说着容易做着难。

　　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这代人挥别父母涌进了城市，为生计和理想打拼。对于不少人来说，在城市里生活并不轻松，工作压力之大往往让人身心俱疲，除了周末难得休息，于是一到周末赶紧自我调适一番。再加上带薪休假往往是遥远的传说，被加班、被全勤甚至成了家常便饭，在紧凑的工作与逼仄的休息中，确实很难抽出时间回老家一趟，更别说常回家看看了。

　　日前，笔者看到了一则消息，十分感慨。在上海打工的重庆农民工熊良山夫妇，12年仅回家1次。熊良山夫妇难道不想念高龄的父母和尚幼的孩子？“哪有人不想家啊，不回去总有不回去的难处。”熊良山道出了苦衷，不常回家，一是买票较难，有一年春节，夫妻两人咬牙排了两天队，才买到了站票，站48小时回家。二是心疼票价，“回一趟老家，夫妇俩路上火车加汽车路费要1000多元，还不如省下来给孩子。”这样的哀伤叙事也许只是极端案例，但对一些农民工来说，在外打工时一年回去一两次还有可能，要“常回家看看”确实难以做到。

　　其实，高昂的票价对农民工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对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高铁虽快，但票价不菲，坐普车，价格虽能承受，但耗时较长，如果没有较长的假期，时间往往就花费在路上，千里迢迢、满面尘色，好不容易到家了，但刚和父母谋上一面，知心的话没说几句，就得打点行囊，把归期提上日程。因此，要保证做子女的常回家看看，就得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此外，还应在解决铁路运力上下功夫。曾有网友期盼，我们能办好奥运会、亚运会，更要办好春运，虽是揶揄，却有几分实情。让乡愁踏上归路、亲情乘上列车，就要缓解一票难求的窘况。

　　当然，最温馨的场景应该是，把父母接到城市，和自己住在一起。问题是，且不说父母是否愿意离开故土，即便愿意到城市里生活，但是何来容身之所？不少年轻人尚没有住房，有的甚至是“鼠族”和“蚁族”，哪有条件接父母？即便有房子也多是蜗居，空间之狭窄，转个身都难，把父母接来岂不是让父母遭罪？遏制房价和房租过快上涨，实现住有所居的理想，方是关键。

　　毋庸讳言，我国已经迈入银发社会，当前，我国普遍存在“421家庭”的家庭模式，即两个成年人要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一个孩子，这对两个成年人来说，确实左支右绌。即便子女常回家看看，老人能否安度晚年也是未知数。再说，即便做子女的不常回家看看，父母哪能忍心将孩子告上法庭？“常回家看看”入法的出发点固然良好，但比这更重要的显然是强化社会保障。让老人体面生活，有尊严地安度晚年，比法律迫使子女常回家看看更有现实价值。

　　有时“无奈”也是必要的

　　南京读者　王传宝

　　在我看来，“子女常回家看看”入法所设置的议程，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不管以后是不是真的“入法”，其先期效果就已经达到了。舆论讨论所强化的道德氛围，本身就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人活着，应该常怀感恩之心，最应该感恩的当然是父母。快到春节了，中国有句古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回家过年，不仅仅是和家里人团聚，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借这个假期，回去看看父母，给老人以温暖和慰藉。生活不仅仅是生存，生活的本身，是需要精神支柱和精神慰藉的，我们咬着牙在社会上打拼的目的，不过是获得社会承认，过上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则需要有精神上的满足感，如果忙得连父母都顾不上看，这在精神上则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因此，也很难说得上有多满足，所以“常回家看看”，不仅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人本身的一种精神需求。

　　“常回家看看”是一种道德，但道德的约束力相对弱一些，因此，一些人总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来搪塞，不能或者不愿“常回家看看”父母，这虽然确有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工作上走不开、回家不方便的理由，但是，是否窘困到这种地步了，我是深表怀疑的。需要以入法的形式来强化，也说明，相当一些人不愿意“常回家看看”父母。这不仅让其父母失望、失落、伤心，甚至很不满。因此，在我看来，将“常回家看看”以法律的形式来固化，其实是一种导向。它给人的暗示或启示则是：不能常回家看看父母，是很不应该的，甚至是应该被谴责和惩罚的。

　　一般来说，法律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道德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法律规定，必须赡养老人，道德则要求，不仅要在经济上赡养，还应该在精神上孝敬、体贴、关心。在我看来，“常回家看看”既包括经济上的赡养，更包含着精神上的回报。

　　当然，传统的伦理，如果上升到强制的程度，就算是强迫子女常回家看看父母，如果他没有这个心，“强扭的瓜也不甜”，这种人伦关系也异化了。所以，这种规定，只是也只能是一种导向。在支撑社会和谐的传统孝道式微的情况下，这种导向，或是一种必要的救赎，虽有着矫枉过正的嫌疑，但这种无奈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