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成执政考卷 组织压力让干部重归公仆

　　3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闻名中外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只有近10万人口的瓮安县城，有3万多群众走上街头。由于对一位16岁少女溺水死亡处置不当不满，再加上谣言煽动，愤怒的人群先后冲击了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并点火焚烧了3座办公大楼。

　　冲天大火震惊全国。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瓮安建立了长征路上第一个人民政权——桐梓坡农会。70多年后，这里的基层政权却遭到了质疑：她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究竟如何？反腐防变的能力怎样？她的执政基础是不是正受到威胁？

　　在一段时间里，“瓮安执政”成了全国领导干部的一道考题，“瓮安之问”引发了社会的深沉思考。

　　瓮安人的解答是写在现实中的。3年过去，瓮安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信访奇迹：80%纠纷可止于初访

　　2008年7月4日，“6·28”事件刚过去6天。龙长春从贵州省委办公楼出来，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就直接前往瓮安履任县委书记。此前，他的职务是铜仁行署副专员。一同“空降”的还有代县长谢晓东、公安局长庞鸿和政委周胜。

　　新班子带着省委的基本判断上任：“6·28”事件是当地社会矛盾长期积累，民间怨愤淤积太久的结果，是典型的泄愤式群体事件。“近10万人的县城，3万多人上街，办公楼烧着了有群众还欢呼。”龙长春坐在车上，一位老领导的话言犹在耳：“瓮安县委坐在火山口上了尚不自知！”

　　此时的瓮安县委大楼已是满目疮痍，龙长春只能先在林业局“安营”。在这里他劈出了第一板斧——县委书记大接访。“要化解民怨，就必须直面矛盾。”他在临时办公楼里先竖起了“为人民服务”的屏风，又在一楼设立了信访接待室。一时间，楼前人流熙来攘往，办公室灯光彻夜通明。

　　4天后的赶场天，公开大接访的大棚搭到了县城中心的广场上。由于电视台提前发了预告，所以一大早访民就蜂拥而至。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放号”，叫到号后，访民按反映问题被分到不同部门的棚子里，但许多人进场后却直奔县委书记的大棚。

　　当天一共接访了115个号。傍晚收摊时，上访群众不愿离开，县委、县政府承诺：放号有效，下次继续使用。瓮安县信访局原局长秦综就在现场，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说：“这种场面表明，老百姓对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抱有希望。换句话说，这些信访件能不能办好，决定了老百姓能不能重新相信你。”

　　在此后的40天里，像这样的大规模公开接访又举行了两次。

　　除了书记大接访，瓮安还同时启动了干部大巡访、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走访，俗称“五大访”。五大访引爆了全县的信访潮。“2008年上半年县上信访只有42件，7月4日到年底，就爆涨到2121件次3449人次。”秦综回忆说，“许多长年积案都翻了出来。”

　　构皮滩水电站移民搬迁是瓮安的一个著名积案。由于不满安置政策，部分移民长期上访。2004年12月，当时的县领导带队到江界河村商议补偿标准，谈判陷入僵局。有村民将宪法拿给县领导，让其当众朗读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矛盾瞬时激化，干部群众发生激烈争执。不满的移民把工作组扣了两天，工作组最后在警察解救下才得以脱身，解救中多名村民受伤。从此，江界河移民成了瓮安一块板结的伤疤。

　　这块伤疤不时化脓。一些移民参与了“6·28”事件，还有的移民抢占乡政府食堂，自己淘米做饭。2009年夏，瓮安县工作组到江界河村进行了逐户访问，他们发现，僵局缘于敌对思维，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工作到位，再死的结也解得开。

　　新政策很快出台：愿意搬迁的移民，及时补偿到位。暂时不愿搬的不强迁，哪天愿意哪天迁，县机关部门对口帮办手续。实在难离故土的，政府花钱在水线上平整一块地，供其建房安置，并由县领导逐一“包保”。

　　“移民后来大多自愿迁走了，300多户中留下的只有20多户。”龙塘乡党委书记李飞对记者说，“留下的也已安定，江界河基本实现了息访。”

　　大接访当年接案3170件，结案率达98.1%。“6·28”前，瓮安的信访结案率只有18%。半年间，信访结案率提高了80.1%，堪称奇迹。

　　大接访次年，瓮安信访量迅速回落，2010年下降到693起，较2008年下降68%。“80%的上访其实完全可以止于初访。”一份总结报告写道，“如果基层执政得力，民怨何以如此淤积，又怎么会爆发‘6·28’事件？”

　　权力失范：干群关系扭曲错位

　　“6·28”事件其实早有前兆。

　　“2008年的时候，冲突已有好多次。农民扣干部，警察抓农民，有一次水库移民甚至冲击了公安局。”一位瓮安老干部对记者说，“点燃县委大楼的那把火，是迟早的事。”

　　“瓮安事件的深层原因是干群关系的严重扭曲。”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分析说，“公仆跟他的主人，在角色上出现了严重错位。”

　　“玉山帮”案是这种扭曲错位的典型案例。

　　“玉山帮”是当时瓮安最大黑帮。因其骨干多为玉山镇人而得名。在2008年7月被剿灭前，它已在瓮安横行了10年。其间，多名黑帮头目成为中共党员，一个黑老大的父亲甚至被任命为村支书，其能量让外间人瞠目。

　　在“玉山帮”的审判卷宗中，记者看到了6名国家工作人员的名字，其中有乡镇党委书记、科局级干部和公安干警等。判决书写道：由于他们的庇护纵容，“玉山帮”得以获得政治和经济力量，从而发展壮大。

　　中坪镇党委原书记杨兆明是曝光的保护伞之一。乡邻周知的是，他的儿子拜了“玉山帮”老大熊教勋做干爹。2005年，“老亲”熊教勋看上了一座铁矿，可当地商人的承包合同还没到期。多次滋扰威逼无效，熊教勋即请杨书记出场“劝退”，并允诺赠送未来“腾飞”洗矿厂干股。

　　此事正合杨兆明之意。他随即伙同副书记郎永林以无证开采为由，威逼原老板退出了矿山。事后杨、郎如愿各分得“腾飞”六分之一股份，先后获利人民币20多万元。在“腾飞”，杨、郎也默认了职责，即提供“官方保护”。

　　中坪镇国土所曾因“腾飞”手续不全下发过十多次停采通知，但由于杨、郎屁股坐在了“玉山帮”一边，“腾飞”每次都顺利过关。郎永林事后供述，“我每月都要与国土所到各个矿山检查安全生产，但‘腾飞’从未被处罚。即便他们单独去的时候，也只是象征性地下过处罚单，没有真正处罚过。”

　　中坪镇派出所原所长杨育平的“角色穿越”更为戏剧。杨育平和“玉山帮”另一老大卢宝霖是干亲，两人的合作堪称经典。卢的生意主要是开赌场，杨在卢的多个赌场都有干股，杨调到哪里，卢的赌场就开到哪里。由于杨的庇护，卢的赌场形同敲诈。而且因为有此内鬼，多次打击“玉山帮”的行动都落了空。

　　具有红黑双重身份的杨育平多次上演无间道。2007年1月，杨得知县公安局决意要禁赌，就给“玉山帮”传过话去：“我们搞的赌场应该停了，不如我带派出所把它砸了，也好给群众一个交代。”3天后，杨带着五六个警员冲到赌场，当场砸了啤酒机，还煞有介事地罚了“玉山帮”3000元。“两千块买了头猪，所里年终聚餐。剩下的一千元交给内勤上账。”

　　此事不仅成为杨育平夸口的工作业绩，还成为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证据。

　　在瓮安，我们经常听到过去这种角色错乱的故事。有警察在警局旁的饭馆吃饭常不给钱，结果老板见他来就关门。有派出所经费不足，就派员隐藏在乡村小路边，等有人骑摩托车过的时候，突然窜出来执法，“没有说服教育，只有罚款放行。”一位老民警说，“有时一辆摩托车一个月能被查三四次。”

　　“完全忘掉党的宗旨和自己的身份啦。”临危受命的瓮安县政法委书记吴智贤对记者说，正本清源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干部和警察知道：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