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内阁新安保法制改革主要改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晓磊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发表《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全文约2.1万字)。

　　张晓磊认为，二战后，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一方面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的法律效力。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效力，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基础。自民党的执政经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以及中日战略互疑的加深，构成了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为强化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力度，加大干预国际安全事务，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根本目标，安倍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从修宪层面来看，在中长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严重背离，不但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形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

　　张晓磊在文章中指出，从法理上看，战后初期日本制定安保法制(指二战后经过民主化改革的日本，为贯彻《日本国宪法》中“和平主义”的原则和精神，实施“专守防卫”政策，保障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而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与日本安全保障相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专守防卫原则”、“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等，都是日本安保法制框架下的基本原则。但在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历届内阁对安保法制做出的改革不断突破“和平主义”的限制和约束，成为助长日本强军的法律工具)的本意，是对政府制定并实施安保政策的权力加以限制，使其严格遵循《日本国宪法》的原则和精神，保证日本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然而，日本历届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却走向了反面，为了扩大政府在军事方面的权力，不断突破“和平主义”原则的限制，使日本的安保法制与宪法产生了严重的背离。因此，在本质上，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安倍内阁为实现军事大国化的一种法律手段，对日本宪法所体现的法治精神是一种体系性破坏，不具有正当性。

　　2014年上半年启动的安保法制磋商完成后，日本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定，标志着安倍内阁对日本安保法制在宪法层面的根本性突破。2015年2月13日，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重启了安保法制磋商；3月18日，自公两党就新安保立法达成一致，形成了新安保法制框架最终草案，草案中写明了自卫队活动扩大的五个领域，并计划5月内阁会议通过后提交国会审议。4月8日，自民党确定了延长国会一个月以便于7月末通过“安保系列法案”的最终目标，这标志着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进入具体法律层面。

　　安倍第二次执政两年以来，大幅度推进安保法制改革，为实现军事大国化目标不惜破坏“和平宪法”的原则和精神，不断背离日本二战后确立的和平发展道路，成为安倍内阁加速右倾化的明显标志。此次的安保法制磋商及后续立法程序一旦完成，日本的安保法制将发生颠覆性变化。因此，分析安倍安保法制改革的背景、内容及影响，对研究日本安保法制如何背离宪法基本原则和民主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安倍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

　　安倍之所以能够推动新一轮安保法制改革，既有国内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中美日三边关系多方联动等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

　　第一，国内政治条件。安保法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执政的稳定、官僚的配合、民意的支持、舆论的宣传等各方面因素的保障。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利用以往自民党的长期执政经验，总结民主党执政失败的教训，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采取各种内外政策，巩固了政权，逐步理顺了民主党执政时期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紧张的关系，同时注意舆论的宣传与控制，一定程度上稳住了内阁的民意支持率，这些都成为其启动改革的有利条件。

　　同时，日本政治不断加剧的右倾化，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潮上的铺垫，加之修宪强军本身就是自民党政权公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安倍本人一直将推动日本“正常国家化”作为其所谓的梦想。

　　第二，美国因素。美国自身利益与战略需求为安倍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外部条件。从日本历次安保法制改革的进程可以看出，美国自身利益与战略需求的变化是促使日本进行安保改革的重要外部因素。日美军事同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在亚太的安全利益，美国需要日本作为马前卒，需要强化日本的安保实力，这客观上为日本进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国际环境。安倍第二次上台时，正是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急需同盟填补其全球战略空间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在2014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明确表明由于国防预算逐年减少，较小的部队规模限制了美军同时对多个偶发事件做出反应的能力，美军可能会在未来的对抗和冲突中更多依赖盟国和伙伴国的贡献，为此要强化关键联盟和伙伴关系，继续推进亚太地区再平衡。可见，日美在强化日本军事实力、实现日本军事大国化从而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这一点上不谋而合。

　　第三，中国因素。安倍为达成其政治野心，炒作“中国威胁论”，不惜以恶化日中关系为代价，为加快安保法制改革制造冠冕堂皇的理由。安倍在第二次上台后，固化日本非法“购岛”的事实，刻意挑起日中海上争端，以行政权力干扰和控制舆论，不断为其推进安保法制改革提供由头。日本防务部门及相关研究机构的看法也反映了日本为了扩军不断拿“中国威胁”说事，防卫省防卫大臣政务官原田宪治称东亚的局势越来越“严峻”，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岛争已到了极其险恶的程度。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国家安全问题分析人士道下德成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不会明确提及中国的名字，但事实上就是那样，日本迫切需要增强军力以应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