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内阁新安保法制改革主要改什么？(2)

　　(二)安倍安保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从改革的根本意图或实质来看，历次安保法制改革指向同一个目标，即寻求日本所谓“正常国家化”以及政治军事大国化。安倍等右派政治家认为日本国家“非正常化”的根源在于《日本国宪法》的规定以及据此制定的安保法律体系，即《日本国宪法》是被强加于日本国民的，因此修改《日本国宪法》以及旧有的安保法律体系，破除日本“正常国家化”及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根本性障碍，就成为日本安保法制改革的初衷，安倍推行改革也抱着同样的目的。从主观政治目的来看，安倍的改革旨在修复和协调《日本国宪法》与安保具体法律体系之间的逻辑矛盾，但在客观的法律效果上，却产生了两者之间越来越大的背离。

　　从日本安保法制的框架来看，日本安保法制通常可以分为安保组织法(如《防卫省设置法》、《自卫队法》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安保作用法(如《武力攻击事态应对法》、《周边事态应对法》、《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国际紧急救援法》)、安保公务员法(如《自卫队员伦理法》、《防卫省待遇法》)和美军驻留相关法等四个体系，而这四个体系的上位法依据则是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宪法第九条在日本安保法制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置于最高层，第二层按照日本学界通常的分类将安保法制分成四个体系，每个体系中都有相应的具体安保法律。根据宪法第九条的本来含义，日本安保法制过去一直遵循“专守防卫”和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基本原则，具体说来，日本自卫队的权限范围通常仅限于日本领土，即使在领土之外，也只是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紧急救援行动，并且禁止携带武器，完全与动武区别开来。另外，自卫队在日本领土的权限范围也非常有限，按照《日美安全条约》的规定，自卫队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提供后方区域后勤保障(不包括武器)的角色。也就是说，现有日本安保法制体系下自卫队不但没有任何海外动武权，就算在日本本土权利也只是有限的，比如在离岛防卫上，按照日本现有法律，在离岛被小规模武装集团占领的情形下，自卫队是没有应对权的，这些权力被交给了日本的警察系统。

　　因此，安倍关于安保法制的改革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宪法层面的改革，另一个是安保具体法律层面的改革。

　　1.最根本的改革目标是修宪，具体来说就是修改第九条和第96条

　　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赋予日本宪法规定意义上的集体自卫权，赋予自卫队以军队地位和相应权限；而要保证能够做到修改第九条，就必须先修改宪法第96条关于修宪程序的规定，以保证关于第九条的修改案能够从国会交到国民手中进行决议。当然，在此之前，早在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日本就已经为将来的修宪制定了程序性法律即《国民投票法》，这实质上是修宪过程中的一个部分，目的在于使宪法修改案交到国民手中进行决议有具体的法律依据，过去的程序法没有关于国民投票的具体程序性规定。

　　由于直接修宪方式的法律程序复杂、时间跨度大、协调难度高、政治影响波及面广等各种问题，安倍在第二次执政之初的极短时间内就高调宣扬了直接修宪政策，后来便转换了政策重心，将精力集中在如何通过解释修宪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行使”的方案上。2014年7月1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保法制改革相关的决议案，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修改安保具体法律的宪法依据问题，这为安倍继续推进改革清除了宪法障碍，同时也为下一步修改具体的安保法律确定了具体的目标。当然，长期来看，安倍并未彻底放弃直接修宪的目的。2015年2月21日，自民党为逐步改变国民对修宪的看法，重启了舆论对策，在日本盛冈市恢复了因2014年底众议院选举而中断的讨论修改宪法的“对话集会”，并计划在2016年夏季参议院选举后提出国会修宪动议，为举行公民投票铺路。

　　2.制定和修改安保相关的具体法律，目的在于为自卫队扩大权限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为权限扩大后的自卫队提供具体的权力行使规则，为落实“积极和平主义”的新安保政策确立法律框架

　　在法律调整之前，2013年底，安倍内阁首先通过了“安保三箭”即《国家安全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新《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之后在2014年7月1日的内阁决议案中设定了安保法制改革的具体目标，从而为安保法制改革提供方向性的政策指引和舆论引导。

　　安倍内阁将制定并通过关于安保一揽子法律作为其执政的重要一环，这是由安保法制改革对安保政策的重要意义决定的。日本战后安保政策发展的历史表明，要想确保安保政策具有最大范围的正当性，保障安保政策实施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只有通过国会立法的形式。安倍内阁的“安保三箭”本身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如果不通过立法的方式和手段推动政策落实，必然存在因政局变动而陷入夭折的风险。为规避这一风险，使“积极和平主义”的安保政策落实并保持下去，安倍才不遗余力地以推动安保法制改革作为执政核心目标。

　　因此，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的目标正是为落实和固化“积极和平主义”安保政策的主要内容，即完善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包括改革安保体制机制如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改革防卫省，强化自卫队的各方面能力，扩展自卫队行动范围和权限如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应对“灰色事态”，提高武器装备水平；强化日美同盟，包括改革日美安保合作体制如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和处置能力；推进国际安全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