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当“抢救伤者”遭遇“保护现场”

　　广东的杜先生开车撞伤摩托司机，事后将伤者先行送医救治，交警因此认定他破坏了现场，需负全责。后经法院审理认为，交警事故认定合法准确，但杜先生因积极救助伤者，符合公序良俗原则，故减轻其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的判决，起到了良好的社会示范作用。发生交通事故后该不该救人，本不应有争议，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在本案中，救助者的责任被适当减轻，如果再碰到类似的现实冲突，是否依然能得到合理的平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也就是说，法律要求并且鼓励车辆驾驶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立即抢救受伤人员。

　　不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同时规定，“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这意味着，法律鼓励救人，但救人的同时要承担保护现场的义务。在一些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后，救人就不能保护现场，而保护现场就无法救人。

　　救人还是保护现场的两难选择，自然会让当事人陷入困境。一旦因为救人导致现场被破坏，或许会让自己承担原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一番“理性”衡量之后，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见死不救要比积极救人承担更轻的赔偿责任。这样的困境，当然不能由当事人通过艰难的道德抉择来破解；将沉重的道德抉择压在个人身上，也会导致一些不良社会后果，前段时间，深圳市一老人摔倒后由于无人搀扶窒息而亡，就是最为不幸的写照。

　　要解决救人还是保护现场的矛盾，就要有更高效的公共服务。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的自觉救人，在效率上与公共服务的救助相差无几，相信更多的当事人会首先选择借助公共服务来救助伤者。公共服务越及时越有效，救人者陷入道德困境的概率就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讲，救人和保护现场之间的对立，不单单是救人者的道德困境，更是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困境。如何从这些个案出发，推动我们的公共服务再上台阶，才是解决此类道德难题的最好途径。毕竟，抢救伤者和保护现场，本就不该是一个两难选择。(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