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天价通行费案善后要回归理性公正

　　受公路收费不良口碑的拖累，“时建锋诈骗案”经媒体披露后，迅速从个案演变成公共事件。法学家们为偷逃通行费的罪与罚争论不休，普罗大众则为那位面临无期徒刑的农民抱不平。及至几天后，时建锋喊出“为弟顶包”，时军锋也向警方自首并向媒体公布关键证物，案情由此急转直下。先是法院宣布重审，再是检方宣布撤诉，河南省高级法院反应迅速，案情还在云遮雾绕之中，对法官的问责决定已经作出。

　　对司法机关“有错必改”、“有责必究”的决心和行动，我们理应欢迎。但究责的前提是，先查清法官有何过错以及应负何种责任。这种查清，是指法律上的“盖棺定论”，而非我们从感性认知出发，推定法官很可能存在某种责任。

　　“时建锋诈骗案”已牵连出诸如包庇、行贿甚至职务犯罪等多个案中案和案外案，司法程序事实上又回到了刑事诉讼的原点——侦查。在侦查机关的调查尚未终结，检察机关没有提起新的控诉，法院也没有作出新的裁判时，“偷逃天价通行费案”事实上仍还存疑。构成关键事实的“协议”、“内鬼”和“捞人”已将“诈骗”这滩水彻底搅浑了。

　　趁“水浑”时究责，未免为时过早。依最高法院制定的《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要究法官的责，得先证明该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存在。从报道看，相信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判这案的法官好生糊涂或是哪儿有问题。但“糊涂”不是究责的法定事由，而问题又未查清，更未证实。如果说“时建锋诈骗案”的一审判决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那么，迅速但却仓促的法官问责，也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

　　我们需要纠正一起错案，但不能用新的错误来纠正旧的错误。需要还原的，不仅是当事人的罪罚相当，还有一审中被忽略的程序正义。如果司法理性不能还原，就算追了当事法官的责，民众也会认为这只是更高官员应对舆情的危机公关。

　　作为较早质疑“时建锋诈骗案”判决的法律人之一，至今笔者仍然认为，将偷逃通行费认定为诈骗罪于法无据，将针对超载的额外收费也计入犯罪金额更显失公平。对逃费行为的惩治，无论如何不应高于社会危害性更大的偷税。偷税违的是“法”，逃费违的是“规”。且偷税罪不论金额如何巨大，最高刑只有7年。而将逃费视为诈骗，最高刑却是无期。对比之下，岂非重罪轻罚、轻罪反重罚？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超载费”根本就不应存在。发现超载应交由执法人员处置并及时消除违法状态，而不是收取高额通行费后就视同超载合法。

　　舆论的喧嚣告诉我们，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理性渐渐变得稀罕。但个案的司法处置只能回到司法的场域中来。司法女神蒙着双眼，不是代表洞察力的缺失，相反，她昭示着裁判者无欲无求、大公至正，凭心灵体察，依理性判案。在司法面前，不应有农民、车主、站长、军人抑或警官、检察官、法官的身份区别，他们都是平等的诉讼参与人，也都应得到司法的平等保护。在“时建锋诈骗案”的前期，理性与公正可能有缺席，在此案的后续中，期待理性回归、公正降临。(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