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随着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唯有多“让民作主”才能真正体现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真正保障群众话有处说、难有处解、事有处办，真正把参与权放给群众，把知情权还给群众，把决策权交给群众，把监督权赋予群众，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才得以有效体现。
受访的多位基层干部与学者建议，可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增强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度两方面入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畅通民情民意与党委政府的沟通渠道。
有关学者认为，多年的实践表明，一些人大代表的“业余化”弊病较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大的作用。应当让人大代表有条件及时处理群众意见，提出切合实际的高质量议案和建议；有条件学习专业知识，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进一步完善人大制度后，普通群众的一些想法和诉求可通过这种渠道表达出来，有助于化解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助于减少部分群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摩擦和纠纷。
在受访学者看来，为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必须要通过公共媒体、座谈会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并组织专业论证会及听证会。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上，充分“让民作主”，尊重民众的选择权，往往能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使党委政府的方针得到顺利实施。
浙江省东阳市红椿巷片区是该市中心仅剩的一处棚户区，2000多户居民挤在低矮破旧的危旧房中，与繁华都市形成强烈反差。尽管东阳市“两会”10年来年年提议动迁改造，但由于居民普遍认为“拆迁肯定会吃亏”，红椿巷片区成了谁也不敢拆、谁也拆不了的“火药桶”。
2010年以来，东阳市把政策大权交给拆迁户民主商议，尝试“让民作主”：安置办法出台前挨家挨户听取意见，听证会的拆迁代表由居民抽签决定，评估公司由全体拆迁户自己投票选择，拆迁户自主选择安置方式
最终形成的拆迁政策和补偿方案，得到了拆迁户广泛的认可，搁浅了10年的动迁工作在短短90天时间内完成。东阳市市长陈晓说，这说明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多一点“让民作主”，再难的问题也能够化解。
讲真话越来越难？
多位基层干部对本刊记者反映，实事求是、勇于批评、纠正错误，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保障，但在一些地方的实际工作中，从决策动议、研究、拍板到执行过程中，说真话、发表不同意见的干部有限，导致一些错误决策“一条道走到黑”。
一些干部坦言，讲真话难、听不到真话已成为近年来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充斥着假话、空话、套话；从某种程度上讲，“不讲真话”已成为大家深恶痛绝的时弊。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牟新生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有网民把现在某些干部总结为“四话”干部——“上级面前说假话，成绩显著进步大；群众面前说官话，研究研究议议吧；大会小会说套话，改革继续要深化；民主生活说空话，今天天气哈哈哈。”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旗委书记阿木说，干部不愿讲真话，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很多事例都证明“讲真话没有好结果”，政治风险比较高，容易得罪领导和同事，要么被“收拾”，要么被排挤。二是说真话没有人听，说了也白说，还被别人嘲笑为“一根筋”。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认为，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少了，主要原因是“权力通吃”的情况日益突出，上级对于下级的升迁、福利、荣誉等起决定性作用，党员干部自然对权力更加顺从。
据了解，人民网2008年进行的一项“党政干部如何讲真话”的调查表明，77.4%的受调查者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64.5%的受调查者认为，“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或不善听真话。”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干部与学者认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应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尤其是要以制度保障党员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
刘益飞等学者建议，要推进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在党章或《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作出明确的规定，保障党员在党内自由自主地发表意见，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探索建立党内公开批评制度，允许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对包括方针政策在内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同时，重申党内的一些重要规定，如“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某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文/ 记者黄豁殷耀叶建平)
